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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多次都想自殺，真可謂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結束，“四人幫”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惡的造反派，有關人員多次詢問父親，“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幾個人，我父親總是說：“大概是幾個年輕人吧，完全記不得了。不能怪他們，‘文革’是上面發動的，他們年幼無知，響應號召罷了。我如果不被關押，可能也很積極。” 他的這種態度使我很生氣，幾次盤問，他都不講。我想起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別，曾去求過一個造反派，便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父親說：“問這個幹什麼？他那次不是讓我們見面了嗎？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記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來自甘肅的信。信中說，他是我的忠實讀者，但每次讀我的書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為他是“文革”中鬥爭我父親的造反派頭頭，給我們家帶來過不小的災難。他說他見過我，還記得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別的可憐樣子。信後，是他一筆一畫的簽名。 我猶豫再三，終於把他的來信、他的名字告訴父親。父親根本沒忘，聽我一說，失神地想了一會兒，立即回過神來問：“他怎麼到甘肅去工作了呢？那兒離上海太遠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問好。” 這時我看看蒼老的父親，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我們民族的災難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讎相報來延續災難。他一再說忘了，是想讓他的兒子們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寧靜。 於是，我在寧靜中寫下了那麼多文章，在眾多的讀者中擁有了一位甘肅高原的讀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臺中市東海大學） 記得我剛剛收到這封甘肅來信時曾反覆想過，寫信的這個人，究竟是我們記憶中的哪一個？是那個能言善辯、怪招迭出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還是那個長得極像我們學院工宣隊頭頭的瘦個子青年，或是另一個我當時沒有注意的人？他本來完全可以不寫這樣一封信來，但他寫了，而且一筆一畫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這是他的勇敢，但對我們全家來說，他的來信，以及爸爸對他的原諒，卻是對災難歲月的另一番承受。當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現在要重新喚起並立即抹去那番承受，無異於一場心理苦役，分量與以前的承受一樣重，就像把一副重擔原路挑回。這是滲透到家門裡的事，信封內的事，老人床邊的事，其間的隱痛難以描述。 正因為有過這樣的承受，我對於震動海內外華文讀書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沒有起訴。 “石一歌”事件發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魯迅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篇題為《餘秋雨與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無限上綱的聲調中，不小心也洩漏了一點實情，例如，那個教材編寫組確實是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過，而且，在我離開很久之後才有其中個別人開始寫一些跟風文章。讀遍全文，沒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話、哪個字，出於我的手筆，但居然用了這麼一個標題。文章還故弄玄虛地說，有關證據刊登在香港的《明報月刊》。我託香港朋友查證，沒有；再問《明報月刊》編輯部，還是沒有。顯然，這是欺侮大陸讀者讀不到《明報月刊》。 這個騙局本來很容易透過法律手段來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態度，還是沒有起訴。 已經決定不起訴的事情，對方再鬧，我也不會改變主意。從北京餘某和上海《文學報》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經整整五年，我知道在這漫長的日子裡，有一批人始終在見縫插針、鉅細無遺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間的全部言論和行動，據說把十年間的每一個月都排了個遍，更沒有放過北大胡傳的所謂多少篇文章。憑良心說，全中國知識界有幾個人經得起這樣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結果如何，他們自己心裡明白。 我把十年的大門徹底敞開，任那麼多極不友好的人士在裡邊東敲西打地盤查了一千多天。對此，我深感驕傲，又深感遺憾。驕傲的理由不必細述，而遺憾的理由卻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一個作家，如果在一場民族大災難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幾件值得深切懺悔的事，那該引發多少刻骨銘心的精彩文章啊，實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於父親的原因連做那樣的事的機會都沒有，至今只能時時扼腕。 然而，“石一歌”事件總需要有一個了結。我的了結方案是這樣一個宣告： “石一歌”事件已經鬧騰了整整五年，影響遍及海內外。為此，本人要對這一事件的兩個主角、三個配角，發出懸賞。 這五人中的任何一個，從本書出版之日起再順延一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石一歌”名義寫過任何一篇、一節、一段、一行、一句有他們指控內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為酬勞。同時，把揭露出來的文字向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