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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他從胡錫濤先生的回憶錄出發，經過層層推斷，七繞八彎，步步上綱，最後居然聯上了一宗人命案件。 我對這種推斷技巧極感興趣，覺得那實在是一大文化奇觀，藉此可以瞭解我們長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極其怪誕的精神遭遇，值得向廣大讀者鄭重推薦。望大家耐下心來，仔細一讀。 他的這種推斷，既有起點又有結論，可謂首尾完整，只是中間環節跳得太快，有點模糊，需要我們細心揣摩，才能一步步地體會其中的大致線索。我畫過好多圖表，就像打高爾夫球一樣，要從他的第一個洞打到最後一個洞，大概要二十杆左右，我大刀闊斧地減縮成十杆，勉強才能抵達。下面，我就把這十杆簡單勾畫一下。 第一杆── 胡錫濤先生在回憶錄中說，那個冬天他在文匯報社與上海戲劇電影界的幾個專業人員討論舊俄戲劇家斯坦尼的演劇體系，他出於“左傾”立場，“槍斃”了我寫的一篇學術論文（即《關於“從自我出發”》），我毫無怨言，立即奔赴外地農場勞動去了。他自己後來寫過一篇《評斯坦尼體系》發表。古先生根據這段回憶認為，我即使被“槍斃”，也算“參與”了胡錫濤先生的那篇文章。理由很深奧，似乎是，被“槍斃”者和開槍者一起參與了“槍斃”這件事； 第二杆── 既然是“參與”了，那麼，他進一步推斷，憑我的寫作能力，必然是胡錫濤先生那篇《評斯坦尼體系》的“主要執筆者”，而且加強語氣，特地註明“無疑”。儘管胡錫濤先生多次抗議，宣告那篇文章完全是他的，與我一字無關，但古先生還是從胡錫濤先生手裡一把奪過來硬送給了我； 第三杆── 胡錫濤先生寫的那篇《評斯坦尼體系》發表於一九六九年，發表時署名為“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組”，因此，古先生再大膽地跨前一步，斷言我在一九六九年參加了這個組。這一來，使得當時在外地農場數百名難友天天見到的我，成了一個假人； 第四杆── 斯坦尼演劇體系，早在中蘇交惡後已被中國戲劇界批判了很多年，胡錫濤先生的文章究竟有什麼“政治要害”呢？按照大批判慣例，古先生從上而下，先從中國最頂級的政治問題上尋找掛鉤的可能性。可能是靈光一閃吧，他想到了周恩來總理。周恩來有一個養女叫孫維世，早年似乎在蘇聯學過戲劇； 第五杆── 孫維世在蘇聯學戲劇時，學的是一些什麼課程？不太清楚。但推斷下來，大概會有斯坦尼演劇體系的課程（古先生顯然不知道蘇聯還有不少其他演劇流派）。那麼，胡錫濤先生批判斯坦尼體系，是不是就是在批判那門課程？既然有可能是批判那門課程，那麼，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批判學過這門課程的所有學生，其中包括中國去的留學生？ 第六杆── 這就可以用力揮擊一棒了：批判斯坦尼，就是批判周恩來養女早年可能學過的某門課程，問題終於聯絡到了頂級政治； 第七杆── 更嚴重的是，孫維世在“文革”初期去世了。她是怎麼去世的？有可能是因為有人在批判她早年學過的某門課程，她出於對學習生活的迷戀，心裡受不了。於是，古先生勇敢地得出結論，胡錫濤先生寫的那篇《評斯坦尼體系》給孫維世帶來了致命打擊； 第八杆── 胡錫濤先生與孫維世無冤無仇，為什麼要對她實行致命打擊？想必，是江青佈置的； 第九杆── 江青地位這麼高，又不可能認識胡錫濤先生，那是怎麼佈置的呢？沒有任何旁證，可見是“直接佈置”，也就是咬著耳朵密授機宜，當然不會讓第三人知道，因此也不可能拿出證據； 第十杆，終於可以進最後一個洞了── 既然古先生早就判定我是胡錫濤先生那篇《評斯坦尼體系》的“主要執筆者”，那麼，所謂“接受江青直接佈置”、“給周恩來養女孫維世帶來致命打擊”云云，也全都轉嫁給了我。他在批判文章中說到這起人命大案，主語也都改成了我的名字。 經過這樣的推斷所得出的結論，他居然堂而皇之地公開發表了。 先是零星地發表在北京、天津、廣州、武漢、太原、合肥的報紙、雜誌、學術刊物上，最後，在廣西南寧的一家學術刊物上集大成。 這位先生有一種舉重若輕的瀟灑風度，不經意間揭發出了一起直接關係到周恩來、江青的頂級政治命案，而他所揭發的內容，又從未出現在任何“文革”史料和國家級的審判中。 更令人驚歎的是發表他這些文章的那麼多報紙雜誌。對於這種異想天開的“史實”，刊登前和刊登後都沒有徵詢過我這個當事人的意見，甚至連發表的報刊都從來沒有寄過。從上海到全國，所有發表類似誹謗文章的報刊都是這樣，連一些號稱　“知識分子良心”的著名報刊也無一例外，更不待說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