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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臉換來的特權。擰臉，女老師擰得不疼，男老師擰得有點疼，特別是那位叫胡光華的校長。 有一次，胡校長擰完我的臉還給我看一本他正拿著的厚厚小書，他說這叫字典，並用五分鐘時間告訴了我查閱的方法。 我拿過來查自己的名字，第一個字是“餘”，查出來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嗎，編字典的人真是無所不知，連我也認識。 這天回家，我要媽媽給我買一本字典。我說，有了字典，我一個個字認，就用不著上學了，多好。 媽媽說：“上學不光是為了認字，還會認識很多有學問的老師，這很重要。” 我說：“老師講課真不好聽。” 媽媽笑了，說：“也有很厲害的老師。明天是星期天，縣裡會來一位很有學問的人給老師講課，那是老師的老師，你也跟我進去聽聽吧。”媽媽當時與小學老師們已經很熟，是老師們來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聽了那堂課，一位戴眼鏡的男老師在講語法，聽的全是我們學校的老師，加我的媽媽，還有我。 這語法課真把我聽樂了。戴眼鏡的男老師先把一個奇怪的句子寫在黑板上，然後連續兩節課都在分析這個句子。我首次接觸這麼複雜的句子，印象極深，後來又一再給我的同學複述，因此就牢牢記住了。這個句子的結構大致是這樣的： 周老師看了王老師一眼，回過身來對李老師說：“昨天下午劉老師和趙老師都問我：‘前兩天孫老師帶病為朱老師補課的事，是不是應該讓胡校長知道？’” 媽媽一看這個句子就不滿了，小聲對我說　：“真有本事，一句話就扯出了八個人，誰會這樣繞來繞去說話？” 臺上的老師對這句話的分析，繞得就更兇了。語法概念說了一大堆，黑板上畫出來的語法結構線已經像一堆剝了皮的老麻，絲絲縷縷纏得人頭暈腦漲。 聽課回來的路上，媽媽對我說　：“如果你讀書讀上去，最後變成了這種學問，那寧肯不要讀了。我聽你舅舅說過，過去英國人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於統治，就給他們編了一套特別複雜的英文語法書，一學就傻……” 這事我很感興趣，便問：“後來印度人真傻了嗎？” 媽媽笑了，說　：“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見到，很多‘書毒頭’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書毒頭”是我們鄉間對於書呆子的一種稱呼。儘管當時鄉間已經沒有什麼人識字，但是隻要一提起這個稱呼，鄉親們仍然充滿了鄙視和嘲謔。我想，這也許屬於某些“負面人格型別”的隔代傳播吧。我當時問過媽媽，書呆子只傻不壞，為什麼把他們說成　“毒頭”呢？媽媽說，他們鑽起牛角尖來也真夠狠毒的。 等我長大後才明白，媽媽的意思不錯，解字卻有偏差。那個“毒”字，一定是另一個同音字“蠹”的誤置，“書毒頭”也就是“書蠹頭”，躲在書籍中蛀咬書籍的小蟲是也。說得好聽一點，這些書蛀蟲也算在“咬文嚼字”。 鄉親們真是幽默。&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舊屋與旗袍（11）

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講語法的老師，由於我不懷好意的轉述，成了同學們今後嘲笑“書蠹頭”的範例。課堂上哪位老師把一件簡單的事情講複雜了，或者講了半天還沒有讓大家聽懂，一定有頑皮的男同學輕輕嘀咕一句：“周老師看了王老師一眼……” 同學們當然都忍不住笑出聲來。老師很奇怪，他似乎也聽到一點什麼，便問：“怎麼回事？哪個周老師？”同學們笑得更響了。 這種笑聲經常響起，現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時代種下的珍貴疫苗，幫我防治了一輩子學術流行病。 在我以後的文化活動中，什麼奇特的事情都發生過，惟獨“周老師”怎麼也不會看“王老師”一眼。 但是媽媽還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麼奇怪的語法課，為什麼會讓那麼多老師去聽呢？那背後似乎有一條牽涉到某種文化排場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條通向“書毒頭”的死路，萬不能讓她的兒子走上去。終於她下狠心了，與祖母商量決定，立即採取防範措施：讓我接手，為全村讀信、寫信。那年，我七歲。 第二年，媽媽懷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為村民記工分、算賬的事務，也交給了我。 我受寵若驚。不僅是受媽媽之“寵”，而且是受全村之“寵”。從此以後，這間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熱切的目光依然穿過騰騰煙霧落到小油燈前，燈光映照著的已不是那位年輕婦女，而是她的兒子。&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舊屋與旗袍（12）

讀信、寫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學以後。記工分、算賬，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較複雜的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