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頁)
要在星期天寫。現在回憶起來,最複雜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東頭的討飯奶奶。她過去討過飯,現在早已不討,住在一間極小的屋子裡。她有一個兒子,參加志願軍,到朝鮮打仗去了。因此她是“軍屬”,小屋門上貼著一張寫有“光榮人家”四個毛筆字的紅紙,窗內掛著她兒子穿軍裝的照片。每逢過年過節,村裡都會敲鑼打鼓地去慰問,還會送上一點糧食。但是,這並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過什麼傷,每天我上學經過她家,總能聽到她“哎喲、哎喲”的呻吟聲。她多麼希望,兒子能寄一點錢來,給她治病。但是,作為普通戰士的兒子顯然沒有這個能力,而且當時農村醫療系統還沒有建立,該到哪裡去看病呢?到城裡?誰陪去?住哪裡?該出多少錢?這事,連當時的村長、鄉長也無能為力。 她總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來,要我讀信、寫信。她口述寫給兒子的信,口氣非常委婉,總說一切都好,夏糧快下來了,只是老毛病沒有好轉,兒子不用掛念她,好好在前線打仗、立功。她兒子的來信,字寫得又好又潦草,但我聽說她兒子沒上過學,估計那信是由部隊的文書代寫的。兒子的信中總是要講一段一般形勢,然後說到朝鮮天冷,鼻子都快凍掉了,接著說我們的戰鬥熱情戰勝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讓我回信,又一次說到自己的病,這次不是希望兒子寄錢了,而是希望透過部隊在浙江當地的醫生,給她治一治。兒子下一封信大概是與部隊領導商量了,除了寫給母親的一頁外還附了一頁給鄉政府。老奶奶立即拿著那頁信一拐一拐到鄉政府去了,但我知道,鄉政府的辦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聲還是每天從小屋中傳出。 第二家也是一個軍人的家屬,不同的是那軍人是軍官,那家屬是妻子。軍官姓餘,是我們本家,先在北方駐守,後來移師舟山,那麼近了,居然也沒有回家來看一看。有很長時間,他妻子一直以為他戰死了,眼淚汪汪地去找村長和鄉長,村長、鄉長告訴她,如果戰死會有通報。於是她讓我一封一封地給原先那個部隊的番號和駐地寫信,句子都差不多。終於有一天,軍官來信了,口氣冷冷的,說是自己受了傷,沒法寫信。他妻子聽我讀完信,二話不說,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當時的婦女,單純到居然沒有在那麼長時間的杳無音訊中,產生絲毫關於移情別戀的懷疑。那女子在軍官那裡獲得了準備離婚的確切資訊,回到村裡就不想活了,幾次要投河。到了這個地步,就不是我這個小孩子的事了,還是由我媽媽出場,與幾個嬸嬸、阿姨一起,陪著她,勸著她。半年後,辦成離婚,那女子就回了孃家,軍官也從來沒有回來過。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個曬稻場的異姓人家,不是姓顧就是姓陳,現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參加了公路修築隊,幾乎隔兩天就換一個住宿地,妻子讓我寫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來信。但他剛剛在學識字,寫來的信在很少幾個字裡繞來繞去,既靠象形又靠諧音,實在很難讀懂,每次都讓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麼能幹的丈夫會寫不好信,總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著我,然後寬厚地對旁邊看熱鬧的鄉親們說:“秋雨太小了,讀信不容易,再讀幾年書,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聲辯。讓我寫回信時,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慮,要丈夫下次來信時寫得淺白一點,不要太深奧。我當然沒有把這個意思寫進去。 相比之下,其他人家的信,比較簡單。  '返回目錄'  
舊屋與旗袍(13)
除了寫信、讀信,還要記工分、算賬,這對我稍稍有點障礙。因為,每天晚飯後本來是我們這些小男孩鑽在草堆、樹叢裡玩耍的時間,突然呼喚聲響起,大多是祖母的聲音,其他小男孩一聽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記工分了! 我怏怏不樂地離開小夥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裡,一見我進門就一疊連聲地誇獎,我也就快樂起來。 記工分、算賬,最麻煩的不是記和算,而是傾聽,並在傾聽中作出判斷。 村民們永遠在一次次高聲爭論,有一些事情已由對立變成共識,但兩方面都不會宣佈,要我去仔細地聽出來。有一些主張已經被駁倒,但是,雖被駁倒了卻不能再問,一問就會重起爭端……要在這中間作出判斷,對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說,確實不易。 村民們的爭論有時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來。 這就是說,我已經天天在幽暗的油燈下,辨識著世間人情的細部奧秘。 記工分、算賬的時候,有一些字也會卡住,例如燒窯的“窯”,挖渠的“渠”,壘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語文課裡沒有學到過的。 媽媽把這一切任務全部交給我之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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