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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劉志堅一行離滬飛往濟南，向正在濟南的林彪作了彙報，並送上一份《彙報提綱》。林彪聽了彙報，表示滿意，說道：“這個材料搞得不錯，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會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對頭，路線正確，回去後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真貫徹。”

林彪如此說，劉志堅以為這下子可以“交差”了。

這樣，二十三日上午，劉志堅心情輕鬆，跟其餘五人一起乘飛機由濟南迴北京，“打道回衙”了。

飛機剛剛在北京機場著陸，劉志堅才走下飛機，機場工作人員就通知他：上海來了長途電話，等他去接！

劉志堅在戰爭中受過傷，腿腳不靈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過去。一聽電話，是江青的秘書從上海打來的，給劉志堅澆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們整理的材料，認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沒有能夠反映她的意思，給她闖了大禍！現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

江青的秘書還說，江青已把此事報告了主席，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修改。另外，請劉志堅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參加修改。

這一突然變化，使劉志堅等感到意外。他馬上給肖華掛了電話。當天下午，劉志堅一行向肖華作了彙報。肖華決定派陳亞丁去上海，因為每次談話的回憶筆記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較合適。

肖華關照：“江青要怎麼改，你就怎麼改。有什麼問題，回來再說。”

這樣，陳亞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飛上海——一個月內，第三次飛往上海。

陳伯達、張春橋參加改《紀要》

陳亞丁飛抵上海，見到了江青，才知道內中的原委：那份《彙報提綱》太簡單、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寫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兩位“大秀才”——陳伯達和張春橋，參加了修改工作。陳伯達也只是“客串”，一起看過幾回電影。張春橋算是參加較多的一個，但也沒有出席全過程。由這兩位“大秀才”參加修改，說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瑣瑣碎碎、嘮嘮叨叨的話，上升為“理論”。

陳伯達不愧為“理論家”，談了兩點很有“水平”的意見：

第一，“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當時的一九六六年），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要講清楚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黨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繼續（注：王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實行的是”左“傾機會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轉為右傾機會主義，此處，不知為什麼”理論家“把王明說成右傾機會主義）。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才能更好地認清解放後十七年的文藝黑線，這條黑線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了。”

第二，“要講一段文藝方面的成績。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戲劇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等，這些，真正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東西。這些都要寫一下。這樣，破什麼立什麼就清楚了。”

對於陳伯達的指點，江青歡欣鼓舞：“伯達的意思很好，幫助我們提高了，擊中了要害，很厲害。”

兩位“大秀才”為江青捉刀，前前後後改了八稿，內容從最初的三幹多宇增至一萬字。

江青把《紀要》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頗為重視，親自作了十一處改動。內中最為重要的改動是在原文“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一句之後，毛澤東加了一句：

“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

三月十日，劉志堅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陳亞丁飛來上海。江青給劉志堅看了毛澤東對《紀要》的修改。於是，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劉志堅、陳亞丁一起，又對《紀要》進行修改。

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澤東又兩次修改《紀要》。毛澤東在十七日寫了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

既然毛澤東“覺得可以了”，《紀要》也就可以定稿了。這時，標題上加了“林彪同志委託”六字，變成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前面所加六字，極為重要，使江青變成“出師有名”、“名正言順”，是受“林彪同志委託”而“召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同時也提高了江青的身價，提高了這個“一人談”的“座談會”的地位。

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