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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藉此發揮說，儘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確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後，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仍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著。現在，該是徹底扭轉這種“歷史的顛倒”的時候了！

江青這番話，使來自北京的軍人們明白了“座談會”要談些什麼——並不是“研究三大戰役的創作”。

當晚，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盡“地主之誼”，宴請江青和劉志堅等六人，張春橋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錦江小禮堂請劉志堅等看電影“逆風千里”。這是珠江電影製片廠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編劇周萬誠、方徨，導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國民黨“千里駒”師被殲。解放軍指導員宋志剛和一支小分隊奉命押送被俘的國民黨校級以上軍官前往遼東軍區駐地。一路上，腹背受敵，小分隊“逆風千里”，終於完成了任務。這部影片雖是“地方”電影廠（這是對非軍隊系統電影廠的習慣稱謂）拍的，但表現的是部隊。江青一邊看電影，一邊說這部影片“美化敵人，把敵人當成主人公來描寫，讓敵人佔領了我們的銀幕”……劉志堅等只得“洗耳恭聽”，又不準作記錄，記不住她的意見又無法回去彙報……

就這樣，“座談會”在上海開張了。

“一人談”的“座談會”

這是世所罕見的“座談會”，會上只有江青一人談，其餘的人不過是用耳朵聽罷了！

“座談會”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據劉志堅回憶，總共看了三十多部電影和三場戲。看什麼電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場看了十三次電影。張春橋有時也來看。“大秀才”陳伯達來到上海，他也陪著看了幾部電影。江青一邊看電影、看戲，一邊隨時說一些意見，想起什麼就說什麼。

最使劉志堅為難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後，囑秘書打電話，要劉志堅前來談話。這時，江青談，劉志堅聽，又不好作記錄，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見”。每次談畢，劉志堅一回去，趕緊向李曼村、謝鏜忠、陳亞丁轉述，由陳亞丁作記錄，以免日後忘掉。這麼一來，劉志堅簡直是充當一臺“錄音機”！據劉志堅回憶，這樣的個別交談，江青跟他談了八次，每次短則半小時，長則兩小時。

正兒八經的“集體座談”四次，劉志堅等六人都參加，其中一次是頭一天見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長城》劇組談話，因此實際上只兩次。

會議中間，二月九日，江青說她有事，“座談會”暫停數日。於是，劉志堅和李曼村於二月十日飛回北京向肖華彙報，十六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謂“有事”，是從上海去杭州，到毛澤東那裡去。毛澤東二月八日在武昌跟彭真、陸定一、許立群作了談話，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趕往杭州，從毛澤東那裡打聽彭真的動向。那時，以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包括康生、周揚、吳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剛剛寫出《二月提綱》，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江青要以她在上海舉行的“座談會”，跟彭真的《二月提綱》相抗衡。

經過中間“休會”之後，“座談會”在十六日繼續舉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說：“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有事，暫告一段落，你們可以回去了。”這樣，終於結束了這個奇特的“一人談”的“座談會”。

劉志堅剛剛如釋重負，透了一口氣，又犯難了。這斷斷續續、零零碎碎、東言西語、顛顛倒倒的“一人談”，怎向總政彙報？怎向林彪彙報？

所幸每次“一人談”之後，存有陳亞丁根據劉志堅的回憶所作的記錄。於是，劉志堅和李曼村、謝鏜忠一起討論，參照陳亞丁的筆記，由黎明記錄，陳亞丁修改，整理成一份《彙報提綱》，約三千多字，以供向上彙報之用。

二十日晚，這份《彙報提綱》由上海警備區列印了三十份。

這時，劉志堅陷於躊躇之中：要不要把《彙報提綱》送江青過目？

劉志堅曾對筆者說及自己當時矛盾的心理：“不給她看吧，日後她知道了，肯定會發脾氣，會責問為什麼揹著她搞，不告訴她？要是給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過招呼，而且這份記錄只是供彙報用的，她不見得會滿意。”

經過四人反覆討論，以為還是送一份《彙報提綱》給江青為好，因為江青遲早會知道此事。於是，在二十一日，劉志堅把一份《彙報提綱》交給了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