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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夏衍同志改編的影片（林家鋪子）必須批判》。

六月，《工人日報》發表《〈不夜城〉必須徹底批判》。

就在這樣的“必須批判”、“徹底批判”聲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覆》，免去了齊燕銘、夏衍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電影界開始批判所謂“夏陳路線”，亦即“夏衍、陳荒煤路線”。

就在這樣的“必須批判”、“徹底批判”聲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匯報》上，冒出了長篇批判文章，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①作者為姚文元。

①關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前前後後，已在《“四人幫”興衰？姚文元傳》中詳細述及，此處只是約略一提。

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來於京滬，“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終於露面的。

雖然署名“姚文元”，實際上，作者應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當然。最初看出《海瑞罷官》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便是她。

張春橋的嘴巴向來很緊。不過，據《海港》編劇李曉明回憶，張春橋有一回得意起來，曾對他說：“以姚文元名義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不少內容是我寫的。”

這樣一發“重磅炮彈”，選中上海《文匯報》“發射”，是因為上一次那篇《“有鬼無害”論》也是在這家報紙發表的。上海兩大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當時的《解放日報》乃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屬於“黨報”，倘若發在《解放日報》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匯報》歷來有“民間報紙”的“身份”，便於“展開討論”——“釣魚”也。

至於署名姚文元，是因為姚文元尚未顯赫，不過是“青年文藝評論家”，便於持不同意見者跟他“討論”。那時的張春橋，已升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濃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夕，江青於十一月二日出現在北京首都劇場，審查北京京劇團的《紅巖》。她的公開露面，不知內情者會以為此後一個多星期在上海發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與電影《南海長城》攝製組談過對分鏡頭劇本的意見。）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發表的，而攻擊的矛頭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在有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問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彭真便一直擔任此職）：“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吳晗，北京市副市長也。彭真顯然護著吳晗，含糊其詞地答曰：“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當天，彭真便得知這發生在上海的異常動向，當即囑令秘書以最快的速度設法弄到一張十一月十日的《文匯報》——那時上海《文匯報》還沒有在北京發行航空版。

江青關注著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應。《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時刻，記者在北京四處活動，收集對姚文元文章的“反饋”資訊。這些資訊刊載在內部刊物《文匯情況》上。周恩來發覺了《文匯情況》不正常的“情況”。張春橋趕緊改為另出《記者簡報》，不編號，每期只印十二份，繞開了周恩來。江青從《記者簡報》中掌握著各方動向。

從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報》、浙江《浙江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江蘇《新華日報）、福建《福建日報》、安徽《安徽日報》、江西《江西日報》先後轉載了姚文元文章。這表明，華東六省一市步調一致，支援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北京日報》社社長，乃是範瑾，黃敬原先的妻子。黃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一九五六年九月當選中共中央委員。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他在大學裡只讀過一年數學，一年物理，此時為了勝任技術方面領導工作，每夜自學，竟把福里斯著《普通物理學》四卷本中的習題全部做了一遍！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廣西南寧召開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人參加的會議，即著名的“南寧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黃敬也參加了會議。會上，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洩了氣，會議氣氛變得緊張、激烈。出席這次會議之後，黃敬坐飛機從南寧飛往廣州。在飛機上，黃敬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