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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病復發——一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養，這時再度發作了，他在飛機上離開座位站起來，激動地說胡話。飛機抵達廣州，陶鑄聞訊，派人急送黃敬診療。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離春節只有八天，黃敬遽然病逝於廣州，年僅四十六歲！薄一波主持黃敬追悼會並致悼詞，稱黃敬是“我們黨的優秀黨員”，“在響應中央和毛主席又紅又專的號召上，在我們中央委員中間他是鑽研得比較好的一個。”

在黃敬去世後，範瑾再婚。她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北京日報》社社長。她理所當然關注著姚文元那篇“大作”，曾兩度打電話給上海《文匯報》的熟人，探問此文的背景。她也曾兩度打電話給彭真，請示是否在《北京日報》上轉載此文。彭真說，《北京日報》不必轉載，除了《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各地報紙必須轉載外，像上海《文匯報》上的文章沒有必要轉載。

壓力不斷增大，如江青後來所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給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麼關係！噢，後來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

知道毛澤東“生了氣”，知道《解放軍報》準備轉載姚文，彭真不得不給範瑾去電話，指示《北京日報》轉載姚文。這樣，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當《解放軍報》轉載姚文時，《北京日報》也轉載了。翌日，《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又過一日，《光明日報》予以轉載。這樣，江青在上海《文匯報》上發射的“重磅炮彈”，終於在北京“全面開花”。

江青不斷地透過張春橋，向上海《文匯報》下達“指示”，以求“擴大戰果”：

“姚文發表後，意見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來。”

“要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要使敵人感到你‘不堪一擊’，這樣，他就回去，出場。這樣反覆搞，他們非上馬不可。”

“前一時期‘海罷’太過了些，敵人不出來。”

“總之，要調動敵人兵力。”

“採取‘圍而不殲’的戰術，環繞此周圍，闢戰場。”

據上海《文匯報》前總編陳虞蓀及總編辦公室主任全一毛①對筆者說，那時張春橋簡直成了《文匯報》的“太上皇”。張春橋三天兩頭召見陳虞蓀，向他下達種種“指示”——內中不少來自江青，卻不許作記錄。陳只得用腦子硬記，一離開張春橋那裡，便直奔報社，複述給全一毛，由全一毛記錄成文，以便貫徹執行……

①本書作者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採訪陳虞蓀，同年九月十一日採訪全一毛。

打著“百家爭鳴”的幌子，上海《文匯報》刊登各種反姚文章，為的是“引蛇出洞”、“誘敵深入”。

於是，“向陽生”出動了——向陽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

於是“方求”出動了——方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主持下的寫作組。

一石激起千層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論戰——這論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戚本禹和關鋒助了“三通鼓”

南北對壘，毛澤東離京南行。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的第四天——十一月十三日，毛澤東的專列駛離北京。他先到山東，又去安徽、江蘇，於十一月十九日抵達上海。毛澤東一路視察，一路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林彪在會上誣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篡軍反黨”。於是，這位身材高大的有著“羅長子”之稱的大將被罷官，楊成武出任代理總參謀長。

此後，毛澤東下榻於杭州。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作了長談。①

①筆者自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曾多次訪問關鋒、另外，也多次訪問了陳伯達。有一些文章說戚本禹也在座，陳伯達、關鋒否認些事。筆者訪問戚本禹時，他同樣說，他沒有參加毛澤東的這次談話——雖然毛澤東的談話中提及他。

毛澤東在長談中，談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批判翦伯贊、吳晗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不過文中沒有點翦、吳的名字），也說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的原話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