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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那篇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時，“吹”出了她去上海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內幕：

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援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扼殺這篇文章了。

就當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張春橋、姚文元密謀之際，從成都傳來令他們沮喪的訊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慶施在那裡病逝！

從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強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經柯慶施的介紹，她已和張春橋、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聯絡。那時的姚文元，還只是上海《解放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手中的權力有限。張春橋取代了柯慶施，成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張春橋在上海舉行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會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內幕。只是由於當時還不能亮出江青這張“王牌”，張春橋故作曲筆，說成是自己“讀《海瑞集》，感到問題嚴重”：

論戰是從戲開始的（注：戲，指京劇《海瑞罷官》）。這出戏，我沒有看過。聽到議論，已經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說是毒草，有人說不能提得那麼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他同我商量怎麼搞法？他不是歷史學家，我也沒有碰過明史，而對手是專家，是權威，這一仗不容易打。我們確定：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認真學習，埋頭讀書，佔有史料，決不聲張，免得文章還沒有寫出來，風聲已經很大。這樣搞到第六稿，請四、五位同志參加討論，又反覆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發給十幾位同志徵求意見。發表的時候，已經是八個多月，第十稿了。這樣一個過程，也是對這出戏的認識過程，一個學習過程。開頭，看了劇本、評介文章，讀《海瑞集》（引者注：吳晗著），感到問題嚴重，非評不可。但是，我們的論點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適當不適當等等，那是很傷腦筋的。比如聯絡不聯絡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勢？聯絡不聯絡“單幹風”、“翻案風”？我們是多次考慮的。

雖說遮遮掩掩，張春橋畢竟還是說出了一些內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過京劇《海瑞罷官》。只是“有人說是毒草”，才著手批判。這“有人”，當然指江青。

第二，承認他和姚文元“沒有碰過明史”，為了批《海瑞罷官》，不得不從“埋頭讀書”入手。

第三，文章的寫作準備工作，開始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個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連作者自己，對於把《海瑞罷官》跟“單幹風”、“翻案風”聯絡起來，都以為“那是很傷腦筋的”。

第五，江青所說的“保密”，其實，多半是由於這一批判乃是一場強詞奪理的政治誣陷，所以不敢“聲張”。

在濃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張、姚一次次討論，一回回修改，終於把那篇“宏文”炮製出來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開“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國報紙，充滿著火藥味兒：

一月，《羊城晚報》、《南方日報》開始批判歷史小說《柳宗元被貶》——柳宗元“被貶”被“索隱”為彭德懷“被貶”！《文藝報》開始批判康灌。

二月，《電影文學》批判“一部散發著資產階級和平主義思想毒素”的電影劇本《親人》。《文藝報》則批判陳翔鶴的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文章的題目便是氣勢洶洶的質問語：《為誰寫輓歌？》

三月，《人民日報》發表齊向群的《重評孟超新編〈李慧娘〉》。編者按毫不含糊地說《李慧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