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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直至一九五○年十二月才終於完成，於一九五一年初上映。

這樣一部歷時三年，從國民黨時代開拍、到共產黨時代完成的影片，作者為了使影片切合新形勢，一頭一尾，加上一位女教師的旁白：

“今天，我們解放了，我們的政府給了窮人充分受教育的機會，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睜眼的瞎子。今天我們紀念武訓，要辦好我們的義學，掃除文盲，提高文化。”

“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幾千年的苦難和流血鬥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正確領導之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得到了解放！我們紀念武訓，要加緊學習文化，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

編導儘量把這樣一部構思、創作於舊時代的作品，適應新時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

影片上映之後，最初的三個月，《武訓傳》得到一片讚揚，各報紛紛發表文章給影片以好評。《大眾電影》雜誌還把《武訓傳》列為一九五一年十部最佳國產片之一。

作為“電影指導委員會”的委員，江青看了《武訓傳》。彷彿眾人皆醉她獨醒，她看出了《武訓傳》存在“嚴重問題”。

她又一次向毛澤東吹風。

毛澤東調看了影片《武訓傳》，他認為這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

毛澤東的意見，使江青萬分欣喜。她有了“尚方寶劍”，便對周揚說：“《武訓傳》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

跟上一回一樣，江青只是說出毛澤東的意見，並沒有說明這是誰的話。

周揚仍不以為然，以為那是江青再一次挑刺，便頂了她一句：“你這個人，有點改良主義，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批判《武訓傳》江青“露崢嶸”

一九五一年的形勢，已經與一九五○年不同。一九五一年，文藝界已經從建國之初的忙亂中走過來，開始抓批判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文藝報》載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憤怒的火箭》、《驢大夫》、《不拿槍的敵人》。

二月十日，《文藝報》刊載陳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

四月，報刊對電影《榮譽屬於誰》開展批判。

於是，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四月二十五日，《文藝報》發表賈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評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打響了批判《武訓傳》的第一炮。

五月十日，《文藝報》發表楊耳的《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頭上。同日《文藝報》還發表鄧友梅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報》在五月十五日、十六日轉載了《文藝報》上批判《武訓傳》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號召大家對這部影片進行深入討論。這意味著中共中央機關報注視著電影《武訓傳》。

四天之後——五月二十日，異乎尋常的情況發生了，《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人民日報》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這是頭一遭。

社論的措辭嚴厲，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閒之輩筆下。事隔二十六年之後，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出版時，人們見到這篇社論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書屋。

社論指出，電影《武訓傳》“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汙衊農民革命鬥爭，汙衊中國歷史”。在批判了《武訓傳》之後，筆鋒一轉，社論說了一番全域性性的話，對文化界的領導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