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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馬克思列寧主義，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社論扭轉乾坤，成為全國解放後文學界第一次大規模的批判運動。

原本為《武訓傳》叫過好的《大眾電影》編輯部、戴白韜、梅朵等，紛紛登報公開檢討。

就連郭沫若也牽涉進去了，因為他曾為《武訓畫傳〉題簽並作序。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聯絡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查》。

電影《武訓傳〉編導孫瑜、主演趙丹，當然成了“重點人物”，連連檢討。

崑崙影業公司通電各地，停映《武訓傳》。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紛紛發出通知，號召批判《武訓傳》。

周揚也只得順應潮流，八月八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八月二十六日，夏衍也在《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文章《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學藝術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樁頗為得意的事。那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團總共十三人，江青以“李進”之名，參與其中。

這十三人是：袁水拍（《人民日報》社），鍾惦棐、李進（中央文化部），馮毅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宇光、楊近仁（中共平原省①委宣傳部），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壁（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韓波（中共臨清縣委宣傳部）。

①平原省，一九四九年設定，一九五二年撤消，包括魯西、豫北、翼南等地。

調查團在山東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作了二十多天的調查。當地知道調查團的來意，也聽說李進的特殊身份，也就順著調查者的需要，提供種種材料。

調查團返京後，由袁水拍、鍾惦棐、李進三人執筆，寫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最後經毛澤東修改，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報》連載，然後出版了小冊子。

《調查記》說，“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

《調查記》完全否定了武訓其人，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電影《武訓傳》。

平心而論，電影《武訓傳》在那樣大動盪的歲月中艱難地拍攝，就影片本身來說，確實顯得粗糙，也存在許多明顯的缺陷。然而，孫瑜、趙丹都是左翼電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慮到影片的歷史原因，不應該那樣粗暴地對影片大加韃伐。這種批判，實際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頭角，後來日漸發展，直至“文革”惡性膨脹。

一九八五年，當“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之際，胡喬木作了一番講話。講話中由陶行知談及對於《武訓傳》的批判。胡喬木這番話，反映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對當年批判《武訓傳》所持的否定態度：

一九五一年，曾經發生過一個開始並不涉及而後來涉及陶先生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在這裡討論對武訓本人及《武訓傳》電影的全面評價，這需要由歷史學家、教育學家和電影藝術家在不抱任何成見的自由討論中去解決。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儘管這個批判有它特定的歷史原因，但是由於批判所採取的方法，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志，趙丹同志等；他們都是長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拍這部電影是在黨和進步文化界支援下決定和進行的。如果這個決定不妥，責任也不在他們兩位和其他參加者的身上。這部影片的內容不能說沒有缺點或錯誤，但後來加在這部影片上的罪名，卻過分誇大了，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從批判這部電影開始，後來發展到批判一切對武訓這個人物表示過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連環畫在內的各種作品，這就使原來的錯誤大大擴大了。這種錯誤的批判方法，以後還繼續了很長時間，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到糾正。①

①《黨史通迅》一九八五年十二期。

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