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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開始，北平恢復原名北京。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

此後不久，江青受毛澤東委託，執行一次使她頗為高興的公務——到北京火車站為宋慶齡送行。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具有崇高的聲望。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當她從上海坐火車到達北平時，毛澤東親自前往火車站迎接，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也一起去歡迎她。十月一日，她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十一月，宋慶齡因事要從北京回上海。毛澤東委派江青前去送行。顯然，江青是很恰當的人選，因為對方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前去送行。江青興高采烈，不是在於送行本身，而在於執行此次公務她“代表毛澤東”，亦即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在社會場合露面。，

出任“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

毛澤東夫人畢竟只是一種身份，不是一種職務。在菊香書屋閒居，終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

組織上斟酌再三，給江青安排了一個不大不小又適宜於她的興趣的職務，即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這是一個富有彈性的副職，她不必天天去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掛一個虛銜，但她畢竟有了一個黨內的正式職務。按她的級別，是夠不上配備專車的。仗著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她有了轎車，進進出出方便多了。

她是一個不安分的女人，看到毛澤東成為黨和國家的主席，她也躍躍欲試，企圖染指政治。她的最初的嘗試，那便是批判電影《清宮秘史》。

《清宮秘史》是香港永華影業公司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完成的影片，編劇姚克，導演朱石麟，由舒適飾光緒皇帝，周璇飾珍妃，唐若青飾西太后，洪波飾李蓮英。影片完成之後，便在香港上映。一九五○年三月至五月，《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上映。江青雖然息影多年，仍關注著電影界的動向，曾調看了許多影片，內中包括這部《清宮秘史》。

江青看了《清宮秘史》，認為此片“內容反動”，是一部“賣國主義的片子”。

江青向毛澤東訴說了自己的“觀後感”，得到毛澤東的支援。

於是，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次會議上，這位文藝處的副處長髮話了：“《清宮秘史》是一部很壞的影片，我們應該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對這位文藝處的副處長之言，不以為然。另一位副部長鬍喬木，還發表了與江青相左的意見。胡喬木此人，自一九四一年起便擔任毛擇東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跟毛澤東接觸頗多。江青可以用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去嚇唬紅牆外面的人，卻無法鎮住陸定一、周揚、胡喬木這樣資深的人物：當年轉戰陝北時陸定一“鄭位”（政委），與毛澤東朝夕共事，而周揚則早在三十年代便已是上海文化界的中共領導人。

這時，江青深有“人微言輕”的感觸。

不過，她對電影依然關注。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文化部在頒佈《電影新片領發上演執照》、《國產影片輸出》、《國外影片輸入》和《電影舊片清理》四個暫行辦法，加強電影管理，同時又成立了“電影指導委員會”，加強電影領導。電影指導委員會的委員有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田漢、蔣南翔、丁玲、鄧拓、陽翰笙等，江青也被列為委員。另外，這天還成立了文化部戲曲改進委員會。

對於《清宮秘史》的批判未能如願，江青又抓住了另一部電影《武訓傳》。

武訓，原名武七，清末山東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興學”而著名，受到清政府嘉獎，封為“義學正”。陶行知十分讚賞武訓精神。一九四四年夏，陶行知在重慶遇見電影編導孫瑜，送了一本《武訓先生畫傳》給他，建議他拍《武訓傳》。

事隔數年。一九四七年，當孫瑜從美國回國，正值南京的中國電影製片廠著手籌拍反共“勘亂”片。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藝界領導人陽翰笙知道孫瑜對武訓有興趣，建議他把劇本《武訓傳》寫出來，交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以抵制拍攝“勘亂片”。這樣，孫瑜寫出了《武訓傳》，於一九四八年由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趙丹飾武訓。

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戰役戰火酣烈，南京岌岌可危。中國電影製片廠經費困難，停拍《武訓傳》。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崑崙影片公司購置了《武訓傳》的攝製權。經過一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