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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被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報上所說幾次婦女裸體###，的確的確是真的，諸如此類之舉動，真舉不勝舉。）半年以來的兩湖，最近兩個月的江西（今年年底兩湖人非全數餓死不可，因為田已全部沒有人耕，工商業更連根拔盡。）凡是稍為安分守己的人，簡直是不容有生存之餘地。”

6月15日，也就是王國維自沉後13天，梁啟超致書梁令嫻，談及王國維，“靜安先生自殺的動機，如他遺囑上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才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訊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

細研梁啟超寫於1927年的這幾封家書，竊以為，其中至少透出了三個耐人尋味的訊息：一是對時局的悲觀和絕望。像梁啟超這樣的知識分子本來對北洋軍閥不抱好感，可是對北洋政府倒臺後的時局走向卻很不樂觀；二是深刻地預感到了一個在他們以往經驗之外的新的社會即將到來；三是對個人命運的深深的憂懼。回頭看王國維的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寥寥十六字，其中意味不正和梁啟超家書中透出的相同嗎？其實這毫不奇怪，梁啟超、王國維那一代知識分子，本來就有著大致相似的文化背景。

前人論述王國維之死，也看到了從遺書中透出的“內心的恐懼”，但是，王國維所感到恐懼的究竟是什麼呢？值得探究。是因為眼看清室覆亡而且復辟無望而恐懼嗎？筆者以為，這種論調未免過於看低了王國維，這樣一個學貫中西的人，他會把一個王朝的存亡興廢看得如此重要嗎？但他的確又充滿了憂懼，個人以為，他所憂懼的並不是政治之變革，而是社會之變革。政治變革只是朝政之變化，政權之更替，很多時候只與“肉食者”有關，而社會變革顯然更為深廣，它不僅是政治的，經濟的，也是社會的，文化的，而且一旦颶風飆起，所有人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上引梁啟超家書中，已經把這種社會變革的“亂象”和影響描述得淋漓盡致了。對梁啟超等人來說，誰來當總統，誰接掌政權，也許都還可以忍受，和他抗爭，但“車伕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等等，卻無疑是逸出他們經驗之外的，他們不僅不能接受，甚至有一種欲抗爭而不能的感覺——兩種文化系統的人，差不多等於“秀才遇見兵”了。對即將颳起的社會變革颶風，連久經戰陣、政治閱歷豐厚的梁啟超都要倉皇“走避”，何況是一介書生王國維？

隨著時局的一天天變化，梁啟超、王國維已經意識到一個為他們所全然陌生的社會將不可抗拒地降臨，他們在其中會居於何種位置呢？不幸的是，1927年，又發生了湖南著名學者葉德輝被處死的事件。梁啟超家書中提到了兩位學者，其實湖北籍學者王葆心的死是誤傳，他死於1944年，但包括王葆心在內的不少學者在那個時代曾遭受折辱，則是無可懷疑之事實，所以才會有王葆心被難的誤傳。梁啟超家書中還遺漏了一個人，1927年，章太炎在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通緝“著名學閥”的呈文中，名列第一，其家產也被浙江軍政府籍沒。以章太炎的聲望和地位，這顯然是更加轟傳士林更加刺激人心的事件。過去人們討論類似事件對王國維的影響的時候，因為葉德輝其人名譽向來不好，用梁啟超的話說，“有自取之道”，而王國維因為沒有劣跡，所以本來應該沒有恐懼的理由。但如果能對那一時代的社會狀況有了較深的體察，在葉德輝、章太炎等學者的遭際之下，王國維的“物傷其類”之情就有了一個合理的落腳點。從葉德輝、章太炎等事件中，王國維是否以為，即將到來的社會不僅為自己所陌生，而且帶有某種反文化的性質？

導致王國維最終決定自沉的原因頗多，如蔡仲德先生所說，生活不幸、悲劇人生觀、性格矛盾、思想衝突等等都可能是細故之一，和清室的精神維繫也不容否認。說到他和清室的關係，仔細體味王國維詩詞，他之所以從情感上傾向於清室，毋寧說更多出於一個人道主義者的同情和關懷，因為袁世凱從清室手中取得政權的手段不正，復由於北京政變推翻優待條件，王國維都認為這是對“弱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