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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殉清’說才足以回答這些問題，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現實的、直接的、決定性的原因。”

“殉清說”並不新鮮，羅繼祖教授（羅振玉之孫）主編的那本《王國維之死》，在羅列諸家之說時，就曾以“編者按”的形式，對這些解讀逐一批駁，而申明己論：王國維之死系“殉清”。不過，相形之下，蔡仲德先生的4篇文章顯得更為有力更有聲勢，所以，蔡文一出，關於王國維之死的議論遽然消歇，彷彿這個“中國文化史的世紀之謎”已經被解開，王國維鐵定是為“殉清”而死無疑了。

細讀蔡先生的4篇大作，個人覺得，其有力處在於用反證的形式，指出了“殉清說”以外的各種論點之難以自圓其說處，但是對自己的論點，卻並未提出非常有力的論據。所以，“殉清說”恐怕也很難經得住和蔡先生文章類似的追問：如果王國維之死確是為了殉清，他為什麼不在清王朝覆亡之日死？如果是因為在1927年自感復辟無望才絕望自殺，那麼1924年，馮玉祥發動兵變，逼清室出宮，當此之際王國維的這種絕望應該是最深的，那時他為什麼不自殺？……

應該承認，王國維與清室有著某種精神維繫，他的死也肯定與清室有關，但把“殉清”認定為“促使他自沉的現實的、直接的、決定性的原因”，實在難以服人。很難想象，一個對中國曆代王朝更替史爛熟於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學美學洗禮的人，會對一個他眼中的又一輪歷史迴圈寄寓生命之重。

考究這麼多年來關於王國維之死的爭論，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幾乎都侷限於就王國維論王國維，其他的旁證卻被忽略了，而由於王國維本人留下的資料不足徵，眾說紛紜就毫不足怪了。我們為什麼不考察一下在王國維自殺前後的背景裡，和王國維相似的知識分子的境遇和心態變化呢？近讀丁文江、趙豐田編的《梁啟超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書中收錄了1927年梁啟超給女兒梁令嫻的家書多封，家書中既有對時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啟超和王國維同屬於一代知識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梁啟超的這幾封直陳心境的家書，也許對我們瞭解包括王國維在內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心態不無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啟超家書中的原文（括弧內為梁氏自加），不下是非對錯之判斷。

1927年1月2日，“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伕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到了北京時，我除了為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裡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和我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後也。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拼耳。”

1月18日，“思永來信所講的政治譚，這種心理無怪其然，連我都有點如此，何況你們青年呢？打倒萬惡的軍閥，不能不算他們的功勞，我們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當然贊成，但前途有光明沒有呢？還是絕對的沒有。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潮，將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商業更不用說，現在漢口、武昌的商店，幾乎全部倒閉。失業工人驟增數萬，而所謂總工會者每月抽勒十餘萬元供宣傳費（養黨人），有業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說。”

3月21日，“今日下午訊息很緊，恐怕北京的變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勸我早為避地之計（上海那邊如黃炎培及東南大學穩健教授都要逃難），因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是顯而易見的。更恐北京有變後，京、津交通斷絕，那時便欲避不能。我現在正在斟酌中。”

5月5日，“受病的總根源，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主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並非指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怨，他們打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