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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不買聽憑自願，比起明朝的一刀切來，應該是一個正視現實的進步。

實際上，當代的命價也不一樣。同樣死於交通事故，在現實操作中，賠農民的錢往往不及賠城裡人的一半。美國的價差也不小。“9·11”事件後，聯邦賠償基金確定的遇害者賠償辦法據說有很大差別：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婦女，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能得到50萬美元的賠償。如果遇害者是華爾街經紀人，他的###和兩個孩子卻能得到430萬美元。這種差距招致許多受害者家屬的強烈抗議，美國政府被迫承諾修改賠償金髮放辦法。但是話又說回來，真要修改了，是壓低華爾街經紀人的命價呢，還是提高家庭婦女的命價？經紀人一年就可能賺三五十萬美元，納稅額也非常高，壓低了明顯虧待人家遺屬。把家庭婦女的賠償金提高到430萬美元，納稅人又會有意見：乾脆你把我這條命也拿走算了。

買命計算之一

最典型的買命，即以錢換命，發生在綁票和贖票的交易中。關於這套規矩及其術語，蔡少卿先生在《民國時期的土匪》中寫道：

如果土匪綁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個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這種行為就叫做“請觀音”。如果綁架到一個有錢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頭肥豬，稱之為“拉肥豬”。如果綁架到財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贖票的價格和付款時間的限制，由匪首根據被綁戶的經濟狀況和具體要求評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綁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這年輕婦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種特殊的“快票”，即當天付款當天贖回。如隔夜再贖，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別快，索價比較低。贖票除用現金外，鴉片、糧食、武器、馬匹等均可抵償。

土匪勒贖票價的高低，沒有統一的規定，主要根據被綁架者家庭的殷實狀況，同時也隨時間地點之不同而有所變化。據民國陸軍少將錢錫霖1918年報告：“山東土匪搶架勒贖，動輒數萬元，少亦數百元。”（陸軍部檔1011，2，269）這個報告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

《時報》載，1917年，“濮縣鹽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為匪架去，聲稱贖資六萬元。”（《時報》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東土匪毛思忠攻陷曹縣，架走紳民楊希儒等3家6人，各家屬邀公民李翔臣為代表，赴毛思忠處求情。毛思忠雲：“汝來義氣可欽，看汝之面，減去一萬元。回籍後速備軍費二萬元送來，即放六人去也。”（《時報》1917年9月11日）

山東土匪的綁架勒贖，後來發展為四處搶掠，逢人即綁時，票價就降為“三百元、百餘元、十元即可，甚至無錢可繳者用雞子一百個亦可贖票”。（《時報》1923年9月1日）

河南土匪綁票勒贖的情況，與山東土匪相似，“從前只拉富戶，今則不論貧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陽地方的土匪竟揚言：“貧富都要，不值一雙鞋，亦值一盒紙菸。”（《時報》1927年7月31日）

1927年，洛陽城曾多次發生土匪綁架小商菜販、城市貧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負糧一斗，歸至關鹽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貧，架去亦不值錢。若要肩上麥，可以相贈。匪不聽，必強之去。時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亂刀將郭子砍死。”（同上）

綁票術語，除了上述之外，還有吊羊、接財神、請豬頭、養鵝生蛋、肉票、架票、綁票、新票、彩票（富人）、當票（窮人）、土票（農民）、花票（女人）、水頭（票價）、壓水（說票者）、叫票（講票價）、領票（贖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質）、票房（拘留肉票之處）、票房頭（管票房的頭目）、葉子（肉票）、葉子官（看管肉票的頭目）、濾葉子（審問拷打肉票）、撕票（殺人質）等。

我們詳細分析一下這種交易。

首先，所謂買命，譬如買兒童人質的命，意味著兒童的性命在土匪手裡，兒童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土匪掌握了人質的性命，卻不在乎人質的生死，只關心錢。人質的親屬關心孩子的生死，不那麼在乎錢。即使不算親情只算錢，養育兒童的花費，兒童未來對家庭的貢獻，也是一筆可觀的大數。而對土匪來說，這個數字無非是綁架、看守和餵養人質的那些花費，感情更是扯不上。對同一條性命的估價如此不同，這就是交易的基礎。

其次，票價差異巨大，因為肉票的價值確實不同——贖命者的支付意願和支付能力不同。這一點無須解釋。不過這個道理隱含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