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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官價。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戶部（財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請皇帝批准，頒佈了不同身份的人贖買死罪的價格：三品以上官，銀一萬二千兩；四品官，銀五千兩；五六品官，四千兩；七品以下和進士、舉人，二千五百兩；貢生、監生二千兩；平人一千二百兩。

明朝也可以贖買死刑，但必須符合贖罪條件，包括年齡、性別、官員身份、親老贍養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規定，死刑的贖價為銅錢四十二貫。在《大明律》制訂時，這筆錢摺合四十二兩白銀，大體相當於七品知縣一年的俸祿。

從數字上看，明朝的命價比清朝便宜許多。實際上，清朝的白銀購買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計算命價的時候也應該打個三折。另外，清朝經濟要比明朝繁榮，人們的支付能力強，性命也應該貴一些。最後，如果回憶一下咸豐皇帝打聽到的行情，就會發現官價大大高於命價，福建民間開出的30洋元，只能兌換21兩白銀。

明朝並不是以錢贖命的首創者。建立金國的女真族習慣法規定：“殺人償馬牛三十。”再往前追，漢惠帝時期，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免死罪。性命可贖，其他肉體傷害也可贖。司馬遷若家境富饒，就可以免受宮刑，奈何“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

以錢物贖罪甚至贖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尚書·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贖刑”的說法。所贖之刑，從墨刑到宮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滿足“罪疑”的條件——斷罪有可疑之處。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價等級資料，來自西藏噶瑪政權（噶瑪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時期的《十六法》，和五世###時期（清初）的《十三法》。法律將命價分為三等九級，最高階是“無價”，或等身的黃金；最低階只值一根草繩：

上等——

上上：藏王等最高統治者，無價。（《十六法》規定，上上等命價為與身體等量的黃金）。

上中：善知識、軌範師、寺院管家、高階官員（有三百以上僕從的頭領、政府宗本、寺廟的堪布等），命價三百至四百兩。

上下：中級官員、僧侶（扎倉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多僕從的政府仲科等官員）；命價二百兩。

中等——

中上：一般官員、侍寢小吏、官員之辦事小吏（屬仲科的騎士、寺院扎倉的執事、掌堂師等），命價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兩。

中中：中級公務員（小寺院的扎巴），命價五十至七十兩。

中下：平民（世俗貴族類），命價三十至四十兩。

下等——

下上：無主獨身者、政府的勤雜人員，命價三十兩。

下中：定居納稅的鐵匠、屠夫、乞丐，命價二十兩。

下下：婦女、流浪漢、乞丐、屠夫、鐵匠，命價草繩一根。《十六法》規定，下下等命價為十兩。

這套法律不僅規定了命價，還規定了“血價”——五官或四肢受傷致殘，傷人者要根據具體情況，向受害者賠償所屬等級命價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從上述數字看來，明末清初藏區的命價與明朝相比偏高，與清朝相比偏低，總體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出現了“無價”的字樣。我們知道，這是主體自我估量的感覺。法律表達了這種感覺，恰好表明了誰是法律的制訂者。不過，自我估量歸自我估量，世界歷史經驗證明，最高統治者的生命並不是無價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薩羅囚禁了印加國王阿塔華爾帕，雙方談妥，國王性命的贖金是一大筆金銀，金銀要在囚室內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這間囚室長約7米，寬約5米，據說堆積了黃金13000多磅，白銀26000磅。這就是印加國王的命價。順便說一句，皮薩羅得到金銀後，照樣處死了國王阿塔華爾帕，只把燒死改成了絞死。這是一錘子買賣，不講信用也難以報復。

如何看待官定命價的巨大價差呢？在當代人看來，蘊涵了人命不平等觀念的法規不是很可惡嗎？這要看怎麼說。一、二品貪官犯了死罪，法定贖金是12000兩銀子，如果堅持“與民同罪”，1200兩銀子即可贖命，豈不是縱容大貪官犯罪？清朝督撫一級的大員，每年合法的養廉銀就有10000兩，夠他們贖8條命了。反過來，尋常百姓每年收入20兩銀子，也要12000兩贖金，這條法規便形同虛設。人們對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確實不同，支付意願也不同，命價在事實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據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