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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妓女的敬告都只談國家大事，一般都加上“我們花界，斯業雖賤，愛國則一”等開場白。但是，一個名叫全國改革聯合會的組織致“花界姐妹”書，則談到娼妓業的情況，雲姐妹們沒有好的生路，只好被迫賣身，成了天下可憐人，但是她們可以透過組成小組、在全市散發傳單、宣傳救國的方式，使國家和自己的前程得到改善。這裡，國家命運同娼妓命運的改善聯絡在一起。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期間，關心國家命運幾乎成了妓女必須做的事，據1919年的《晶報》報道，有個名妓因為不會讀書，不熟悉“愛國”、“同胞”等新名詞，竟至門庭冷落。“五四”以後，冰說到做到，不再招待日本嫖客。174當她的一個常客請了日本人一起到她的妓家吃花酒時，她徑自出去聽戲了，僕人們只好在附近的菜館叫了點兒飯菜。林黛玉派了個阿姐過去幫忙招待，但當地的閒話專欄報道了冰拒不接待日本人的事。將近20年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有記者報道了一場妓女組織的無伴奏歌詠比賽，為救濟難民共募集現金1　670元。上海社會局局長和一個重要救援組織的幹事也參加了歌詠比賽。 就在以上一個個故事的累積中，不但國家大事越來越成了妓女生活中的大事，而且高等妓女在國家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也在不斷地被放大。指南書和報紙上，高等妓女的政治行動和花邊新聞同時刊佈，一邊是青樓進化團、妓院參與全市罷市行動的報道，一邊仍是新近誰同誰好了、流行的款式、誰生病了等等的名妓訊息。名妓新聞內容和活動範圍的擴大，根本沒有轉移“壞女人”、“好女人”在做什麼這個主要聚焦點，大多數高等妓女在公眾面前的展露，仍與傳統的色藝範疇相關，而不是愛國主義和自我更新的行為。但不管怎麼說，報道中持續出現了一種新的亞主題，它視高等妓女為受到威脅的國家中的公民，認為她們因職業低賤而處於特別危險的境地。隨著報道不斷將高等妓女與國家聯絡起來，對娼妓生涯的理解也形成了新的認識，那就是為了中國的強大和現代化，不僅一般的娼妓、而且高等妓女也應列為改革的目標。　。　想看書來

第六章　職業生涯（九）

無言的空白：避孕、懷孕、子女、老年 本章開頭已提出，高等妓女的歷史記載有其十分奇特的地方：我們能從中找到不少有關她們救國行動的資訊，但是若要問她們怎樣避免或尋求懷孕，怎樣處理自己生下的子女，要問她們活到老年，不能再靠為有錢有勢的人說唱表演或當親密陪伴來養活自己了，又怎麼度日——這種種問題，從史料中倒是找不到什麼資訊的。 1949年革命後編撰的資料處處突出“訴苦”的話語型別，人們在“訴苦”中學會運用壓迫和反抗的語式重新闡釋記憶中的過去。妓院的管理體制有意被用來與革命後的國家政體作對比，從壓迫和反抗的話語中，我們瞭解到妓院制度對婦女的生殖健康漠不關心。我們得知，在一些妓院裡，女人在行經期間或甚至懷孕五六個月了，還必須繼續工作，結果導致了從血崩到經常性流產等各種婦科疾病。175妓女流產後很快又被安排接客。為防止妓女懷孕，老鴇天天給她們服用明礬。另一種辦法是讓妓女吃活蝌蚪，說是此物“大涼”，可抵消內“熱”，不致懷孕。活蝌蚪也用作墮胎藥。妓女長期服用活蝌蚪，似乎導致了不孕症。 但是，上海的妓院中使用活蝌蚪避孕是否普遍，由誰來管妓女、甚至強迫妓女吞服蝌蚪，長三么二妓院的做法與野雞妓院、花煙間的做法是否有所不同，還有什麼別的有效（或無效）的避孕方法等等——這些方面的資訊在現存的資料中是很難找到的。儘管墮胎在中國的城市中似乎是很普遍的做法，但是在有關娼妓的史料中，談到墮胎的地方甚至比談避孕的還要少，這可能因為晚清民初的刑法將墮胎定為非法行為。同樣，儘管公共衛生當局提出性病是導致妓女不孕、死胎、流產的原因（見第九章），可是有關的資訊卻少得可憐。1948年的一項調查就提出性病是不孕的原因。調查發現，在500個妓女樣本中，懷孕率是極低的。樣本中只有五分之一多一點在一流妓館工作，500人中一半多一點都有性病，但是這項研究並沒有分析高等妓女中的性病發病率。 我們對妨礙妓女懷孕的確切因素知之甚少，對妓女、老鴇、客人等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更是不得而知。現在接受採訪的人士仍使用“訴苦”模式，他們所提供的說法很切合當前女性主義的類別範疇，即將懷孕看作是一種反抗的模式。上了年紀的被採訪人回憶說，為了老來有保障，妓女會利用性的策略，尤其是懷孩子的能力，達到返回社會的目的。結了婚的女人在夫家用生子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