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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價十倍。其不得列於榜者，輒引以為憾。然其間之黜陟，亦系乎個人之愛憎，且亦有行賄而得者”。透過選舉來認可妓女成就的選擇過程涉及大量的權謀，成功與否要看妓女有沒有本事調動起冶遊客和廣大讀者的關係網路。太拙劣地推銷自己的妓女會受到尖刻的挖苦嘲笑。金巧林交給報社一份自我推薦，用文言文寫成，一個評家在報上說，奇怪啊，目不識丁的妓女怎能寫出如此有學問的文章？雖然妓女很起勁地爭上花榜，不過也有人抱怨說上了榜也未必都是好事。花榜題名後，一大群人來道賀，人人都盼著得紅包。1919年有個妓女放棄了頭銜，就因她“媽媽”講話難聽，總抱怨開銷太大吃不消。 上海最早的妓女花榜由文人作家個人出面組織，167他們同報紙、出版社關係很深，推舉結果只在很小的文人圈內公佈。19世紀的最後幾年中，新創辦的小報（“蚊蟲報”）開始設花榜搞評選。李伯元的《遊戲報》自1897年起，每年舉行四次選舉。首屆選舉大受關注，報紙的發行量激增，頭一輪賣出5　000份，加印後又賣了3　000份，因此別的報紙效法此行亦屬必然。在20世紀頭10年中，舉辦過選名妓活動的報紙有《花天日報》、《花世界報》、《閒情報》、《娛言報》、《採風報》等。那時很多文章都哀嘆說，現在學樣搞花榜的要妓女交錢才讓上榜，真是讓花榜降格，有失體統。1909年以前，名妓選舉從模仿科舉制變成了虛設的空架子，1905年科舉廢止，花榜卻還照樣授予狀元等等的老頭銜。 世紀之交，中國發生了激烈的政治動盪，上層人士對清廷之無能、抵禦外來勢力入侵之不力，已越來越感失望。文人素來好以官吏比作妓女，議論花榜時亦不免透出對國家命運的擔憂。1894—1895年甲午戰爭期間，有幾個作家寫道，宮廷臣子“資敵媚敵、納款獻誠”，竟仍享受高官厚祿；因喟嘆道，時下連士大夫都如此失德，還怎能責怪“至卑至賤一弱女子”，說妓女不事一主呢？ 1910年至1917年間娼妓界沒有舉行選舉。這個時期清朝統治被推翻，民國政府已成立，國家陷入了軍閥混戰。1917年重開花榜，主辦者更新了頭銜，不再沿用科舉時代的稱謂，而給優勝的妓女封軍政職務頭銜，如大總統、總理、都督、法官、參政、才、藝、品、貌部總長次長、司令、特區司令、政長、督軍、顧問等等。乍看這些選舉似乎只是昔日輝煌的迴光返照，是在新文化作家們猛烈抨擊士大夫文化方方面面的時期，從遙遠處傳來的一聲迴響。然而，有些觀察新式選舉儀式的人卻不這麼想。他們認為使用政治詞彙是一種曲筆，用意在於拐彎抹角地批評政府的軟弱無能。1681917年，《中華新報》的評論員甚至指出，選舉的組織者策劃讓雉妓（即“野雞”）以“在野黨”的名義參選（“在野黨”和“野雞”共用一個“野”字），恐怕是暗地裡表示支援國內的非執政黨派吧。評論者又挖苦說，妓女也叫大總統倒是有利於破除中國僵化的等級制度，建立更靈活的西洋式社會制度，是應該視為社會進步的。 民國時期的妓界選舉論規模比帝制時代大得多。例如，1917年歲末，新世界遊藝場舉行公開的選舉大會，參加者要購買選票，憑票選舉。在1917年和1918年的選舉中，有幾個嫖客買下好幾萬張選票，只投給幾個妓女，不僅公開表明他們所推的人選，也是當眾炫耀自己的財富。1919年在大世界遊藝場舉行的選舉活動為小報的閒話專欄提供了好幾個星期的談資，所授的稱號有嫦娥（中國古代傳說中飛奔月亮的美女）、月舞領隊、月舞仙子等等。及至1920年，就連上海資格最老的報紙、老成持重的《申報》都刊登了選舉廣告。各種競爭性選舉愈演愈烈，各種名目的頭銜越來越多，對發起選舉的團體來說，這種勢頭說明選舉的潛在商業價值。這時舉辦選舉的除遊藝場和小報外，還有各家公司。例如，1920年有一種大肆宣傳的選舉是由企妹牛奶糖公司舉辦的，名曰“企妹香國選舉大會”，要選出大總統、副總統和總理。（“香國”兩字是必須加的，以區別於新世界遊藝場辦的選舉，後者的名稱“花國選舉”已經取得版權保護。）優勝者得到一套精緻的西式傢俱，第一名的稱號“牛奶總統”（因牛奶糖的主要成分而得名）從此風行上海。企妹公司舉辦選舉的目的是為了推銷糖果。與早先的花榜不同的是，民國時期的一些花榜靠比賽選出，有幾千個妓女參加，比賽唱曲和表演的功夫。 但是，在名花選舉變得越來越頻繁、引起越來越多的注意的時候，從租界開始響起的改革呼聲卻改變了這種禮儀活動的大環境。1920年，上海工部局開始以搖珠抽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