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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中醫對於傳染病的認識是非常模糊的，他們對於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根本就不能讓人相信。 而且，他繼續說道，極少數的中國妓女倒是懂得要到外國醫生那裡求診，但即使是這些人，她們“一般都不按時就診，還沒等到疾病痊癒，她們往往就不再繼續就診了”。總之，中醫和中國人的個人衛生習慣都缺乏科學性、精確性，缺乏一個現代國家和國民所應有的決斷。 亨德森關於髒的說法不僅限於中國人，而且延及其他的有色人種；他譴責上海那些“主要由馬來人、黑人等等光顧的妓院”，認為它們在“所有各個方面都是最糟糕的”。亨德森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1866年英國傳染病法的啟發，因此他提議妓女應該定期體檢，並頒發健康證書。④但是，試圖說服妓女自願去做體檢的努力卻失敗了，因為整個計劃缺少資助，而妓女們也反對這樣做。⑤ 1877年，一所性病醫院（具備了對性病進行檢查和治療條件的醫院）開業，對為外國水手服務的廣州妓女（“鹹水妹”）進行體檢和頒發健康證明。⑥（亨德森建議，他的體檢計劃僅限於為外國人服務的62家妓院中的223名妓女，因為他覺得，要把另外1385名接中國客人的在冊妓女也包括進來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做不明智”。）有效的體檢需要一套複雜的程式，妓女需要在上海工部局登記註冊，要發給她們帶有自己照片的名卡，還要每個星期去體檢，228並由醫生在她們的名卡上蓋章認可。妓女需要自己付名卡和照片的工本費。染病妓女的名卡要登出，直至她們被醫治痊癒才許重新工作。治療是自願的，但如果妓女不報到，警方則要上門與其所在的妓院聯絡。如果妓女拒絕治療，會審公廨將關閉該妓院。外國妓女可以豁免，因為她們被認為在詢醫問診方面比較自覺，因此比她們的中國姐妹們要乾淨一些。⑦ 妓女們一開始不太願意體檢，但後來她們反而把註冊登記卡當作招攬生意的招牌去獲得商業上的好處，這就略微越出了這樣一種新的註冊控制辦法的本意。⑧亨德森於1886年稱性病醫院是個失敗，因為醫院根本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本地妓女的需要，他建議要麼擴大改進，要麼乾脆關門大吉。1900年，醫院果然關門，體檢轉到一所新的性病醫院，但體檢的內容大減。⑨儘管醫院運作的費用一部分是由從妓院老闆們那裡徵收的捐稅和罰款支付，但這筆錢僅佔醫院開銷總數的三分之一，其餘部分在1920年就讓工部局開銷了近５０００兩銀子。對一部分妓女的註冊和體檢一直延續到20年代，而有關體檢能否幫助消滅性病的爭論也一直在繼續。 但這並不是殖民當局對花柳病關注的結束。1921年，設在倫敦的國家消除性病委員會東方總部向上海工部局提交了一份報告，促請工部局提供“對性病進行免費診斷和治療的設施”。主要出於實用的目的，所建議的一些設施都是特別針對中國病人的： 考慮到外國人與中國人的聯絡日益密切，如果能保證外國人和水手中感染花柳病的人數持續下降，那麼對中國人中感染者的治療則也可以儘量地擴大。 報告還提倡進一步加強對全民的教育，包括在公共場所張貼告示，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放映《被毀的貨品》、《路的盡頭》以及《生的能力》等電影，還要在外國人中散發《如何戰勝花柳病》一類的小冊子。水手被認為是高危人群，他們應得到免費的治療，應教他們在上岸期間如何健康地生活。委員會說，要警告他們“城裡花柳病的感染率很高，229即使有執照的妓女也絲毫不能保證他們就能完全免於感染上性病”。最後，該報告建議，應完全廢止娼妓業的存在。 此時的工部局正為頒發執照和禁娼運動的難以推行而一籌莫展，因此它對上述有關公共衛生方面的諸項建議，也只能就涉及外國人的部分作出回應。它回覆說無法對每一個人都實施免費治療，只能指派一名在性病領域有資歷的醫生作為衛生局長的助手，並開辦了一個為已經感染性病的外國水手和窮外國人服務的免費診所。至少是到1940年為止，工部局在總醫院裡一直設立了一個性病診室，為外國水手和窮俄國人免費治療，以使歐洲人避免在中國妓女那裡受到傳染。而這些措施均不涉及被中國嫖客包下的中國妓女。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九章　性病（三）

醫學權威和專業性問題 對於在中國城市的傳教團醫院中工作的少量外國醫生和在外國培訓過的中國醫生來說，花柳病是涉及公共衛生的一個主要問題。在這些醫生中，許多人都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關於他們的工作的文章，該雜誌的讀者有醫學方面的傳教士、在華其他西方人以及在西方國家中資助這些醫院的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