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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員。在通常情況下，該刊物每年都要刊登好幾篇關於性病的文章，但在20世紀20年代和1929至1930年期間，由於禁娼運動的呼聲較高而給了這個話題以較多的關注。儘管許多作者都是傳教士，但作為專業醫生，他們的主要興趣並不在於譴責造成性病流行的社會道德環境。相反，他們所關注的是梅毒病例的數量（淋病較少）和描述治療的進步。 晚清和民國時期在上海醫院中進行的研究表明，入院病人中梅毒患者的比例較低，但在做梅毒血清檢查的人中比例卻較高。據《中華醫學雜誌》的材料，C·亨利厄特估計中國城市居民中的10％至15％患有梅毒，淋病患者的比例更高，但具體的百分比不清楚。（1935年，一醫生說，淋病患者一般都不太當回事，往往不去醫院，尤其在當時還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女性病人往往還意識不到自己得病。）亨利厄特的結論與戰後的估計是吻合的，後者估計上海梅毒患者占人口的比例為10％到15％，患淋病人口比例為50％。這就意味著，約50萬的上海居民患有梅毒，另有200萬患有其他種類的花柳病。 有些行業的感染率還要高。2301927年在蘇州、北京和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軍隊和警察中的性病感染率超過了35％，商人的感染率為，而一般人中感染率為。軍人和商人中性病感染率高，據說與他們直接同妓女接觸有關。在女性病人中，這些研究報告中涉及的大多為已婚婦女，她們都是被丈夫傳染，而她們的丈夫則是從妓女那裡傳染上的。 妓女據說是所有人中感染率最高的人群，她們在傳染鏈上起著最為邪惡的作用。1920年，王吉民在《中華醫學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社會的罪惡》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所有的醫生都知道，這一類（花柳病）病人人數多得驚人，而且還在迅速增長。”他以一種醫學雜誌中罕見的道德化語言補充道，“家長和監護人不僅不知道他們的女兒和監護區域正被道德風化方面的危險所包圍，而且往往還不以為然地為這種危險開脫。”妓女不僅被認為發病率很高，而且她們的性病據說還比其他人群都更加頑固。有一份材料說，對52名患有淋病的婦女進行某種特別的治療，只有兩人無效，而其中一人是妓女。實際上，到1941年為止，《申報》上曾有一系列的文章提到，按當地專家的說法，上海至少有一半人口患有性病；其中的90％最初都是由妓女傳染的；而90％的中國下等妓女和80％的外國妓女都患有性病。新形式的變相賣淫方式據說也不安全：　嚮導社中80％的嚮導據說都染了病，而按摩小姐不僅有病，她們穿的衣服也很髒。只有在極少數的高等妓院裡，那裡的中外妓女據說是採用了某些“現代衛生措施”，或一旦染病就停止接客。（該文的作者或許是想起了上海某英文報紙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因而對高等妓院中外國妓女的清潔程度顯得很樂觀：“她們的衛生知識非常充分，因此傳染給客人的可能性很小。”）醫生們寫道，大多數的妓女，無論她們的地位高低，在她們開始賣淫的一兩年內都將會染上性病。低等妓女據說是最危險的，因為她們的性夥伴更多，分佈也廣，而她們和她們的嫖客都缺乏抵禦性病的知識和經濟能力。 關於治療，西方醫生也往往會提到古老的中醫治療方法。有的還強調中西醫互補——例如，231關於汞的使用。但是，大多數文章都貶斥這種土辦法，並把它視為異域的無稽之談： 治療梅毒潰瘍貼上一塊碾碎了的蠍子製成的膏藥，或者用一些蛇蛻，和上一種黏土。癩蛤蟆幹剁碎了，浸泡在開水裡熬成蛤蟆湯，據說對潰瘍和久治不愈的瘡口也十分有效。梅毒造成的新生兒眼疾則用有毒性的膏藥糊上，本來是單一的虹膜炎，由於誤診和忽視，結果造成了多例全眼炎症和完全失明。扎針是一種更為常見的治療角膜炎的辦法（“讓光進來”），並用於各種各樣眼的炎症。……江湖郎中經常與妓院配合，向妓女建議她的淋病包能治好。除了用這種辦法或用膏藥來“吸乾分泌物”以外，淋病一般都不被重視，認為患淋病是不可避免的，過一段時間自己就會好。 《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也討論西醫的治療辦法。民國時期，西醫對於梅毒的標準治療方案是注射灑爾佛散（人們一般都只知道它的商標名六六），其中的有效成分為砷。另一種做法是汞的肌肉注射。後來，新灑爾佛散（九一四）取代了老的製劑，成為治療的首選藥，但六六和九一四都非常昂貴，因而仍然普遍用汞。這種治療的過程很長，病人也非常痛苦。甚至到二戰以後，用青黴素和磺胺類藥物已能迅速有效地治癒梅毒了，但由於它們價格昂貴，大多數中國人還是用不起這些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