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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法律與混亂（九）

日常管理 在整個民國時代，妓女與老鴇的爭端一般都是以法庭訴訟、新聞報道以及革新派的文字形式公諸世，它們都把妓女描寫成受害者。而街頭拉客妓女的活動與上海當局逐步採取的管理措施之間的衝突，又形成了另一條文字通道，一條把妓女描寫成產生危險和混亂的文字通道——儘管妓女們的活動是老鴇們強迫的。然而，有關老鴇和妓女日常生活的報道所佔的篇幅，則比上述兩者中的任何一項，甚至比兩項相加的總和還要大。民國法律和社會通行準則都不對老鴇和妓女加以非難，即使她們的某些行為受到指責或被認為有罪，也不把她們擇出視為另類。妓女的身影出現在爭取自由的戲劇性訴訟中，出現在要求改革的呼聲中，出現在整肅城市秩序的運動中，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老鴇和妓女們其實仍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樣過著她們自己的日子。妓院與其他公用事業的使用者一樣，也會因為撥弄電錶偷電而被抓住。因客人在房間裡抽菸或因燒紙錢討好財神乞求生意興隆，結果釀成火災，則她們也會被罰款。妓女和妓院女傭也經常到捕房報案，說她們的首飾和衣物被人偷了。妓女也有因毆打女傭、借女傭的錢不還或因沒有給自己的寵物狗買執照等而被指控的。與上海棚戶區的其他居民一樣，碰上鍋爐爆炸、房屋倒塌一類的災禍，她們的名字也會上受災者的名單；她們的親屬也會加入到訴訟中，參與決定這些死亡事故的責任問題。當她們積攢了一定的私房錢自己卻死了，她們仍會出現在親屬們為分她們的財產而打官司的庭審報道中。總之，妓女們並不總是被描寫成有罪的，也不總是被描寫成需要救援的物件。所謂受害人形象的妓女及其反面——危險的妓女，是一種非常強大、然而說到底卻又非常貧乏無力的文字表述形式。法律話語和改革派話語就在力求管理她們和援救她們的時候，構造出了這樣兩種形象。但實際情況是，妓女總是越出某一種或多種試圖再現她的話語或話語群。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九章　性病（一）

在指南書和警方記錄文字中，妓女被斥責為法律和秩序的顛覆力量，她們從男人的腰包裡掏錢，並讓他們顯示城市大男人能耐的種種努力告吹。而在有關性傳播疾病（花柳病，性病）①的討論中，她們甚至變得更加邪惡。性病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許多相互交叉的討論中的一個話題。歐美國家在上海等城市中的代表機構，都設法使他們的國民避免在“骯髒的”中國人口環境中受到衛生方面的威脅。教會醫院中的西方醫生和中國醫生也一道致力於確立西醫的權威和體制，並對中國的傳統醫學竭盡打壓之能事，使之不得抬頭。指南書上就有這樣的告誡，要人們在危險的城市活動和交往中注意防範，不要得病。中國形形色色的革新派作家——基督教的、民族主義的、女權主義的——都把花柳病視為對於中華“民族”和對婦女的一種威脅。在所有這些討論中，妓女被描述為引發這種疾病的最致命的渠道。但是，這一渠道所指的方向卻因討論的不同而不同，正如花柳病作為一種徵兆，它所反映出的更大的社會問題也是不斷變化的。

第九章　性病（二）

殖民權威和體檢問題 早在19世紀7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外國人文書中就已經有對於性病的警告，到了20世紀20年代，西方資訊資源中這樣的警告已很常見，它是殖民主義總體關懷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即對於被管轄地區和民眾所謂的“文化衛生狀況”的關注。愛德華·亨德森是1870年至1898年期間派駐上海的醫務衛生官員和警醫②，他承認，性病或許並不始於中國妓女，而是與上海這樣一個“繁忙的商埠”的地位有關。花柳病往往來自日本，而一旦登陸上海，227它就會侵入外籍人口，“這些人大部分是沒有結婚的年輕人，他們很容易被傳染上這樣的惡疾”。但是，即使說妓女不是這些傳染病的根源，那麼，在亨德森看來，她們卻是主要的傳播途徑。③ 危險性病與其他外國人一樣，亨德森把性服務的買賣也劃入了會對外國殖民者產生威脅的本地汙垢疾病類，它是政府有責任予以盪滌的一股濁水：“對於妓女的監管問題……需要分管旅居上海外國人的利益和健康的官員們認真地加以考慮。”他反覆提到本地的妓女中衛生條件的匱乏；他的評語與外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描述是一致的——骯髒，疾病纏身，對於歐洲人來說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在他看來，由於中國人的醫藥知識十分低下，因此這個問題還會惡化： 麇集於租界的當地女人，她們是外國人的主要危險，她們幾乎完全在中醫郎中的照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