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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稱謂是“先生”。“先生”原是對學者、長者和受尊崇者的尊稱，後來演變為說書藝人的行業俗名。英語中往往將這樣的藝人譯作“說唱女”或“歌姬”（sing�song　girl）。1935年有一部《上海俗語圖說》詞典，編者遍查《禮記》、《論語》等多種儒家經典、搜尋“先生”的意思之後，苦笑著說未見一例稱女子為先生的。正如上海妓女自成一統，未有先例一樣，“先生”這個用語也沒有先例（於是亦暗示其不合常規，甚至不合法）。“倌人”和“先生”兩個稱謂都挪用自有臉面的男性官僚士大夫階層，於是產生了一個綿綿不絕的話題，即20世紀士大夫和高等妓女傳統的式微。 書寓：從獻藝到賣身 20世紀中，幾乎所有寫到娼門等第的文字都會感傷地從“書寓”說起，那是妓中的最高品格，當時已淘汰無存。19世紀後半葉會彈唱、善說白的妓稱書寓，專門接待當地的文人學士。通常亦稱她們為“書史”（說書倌人）、“詞史”（詩詞倌人）和“先生”，其表演的場所為“書樓”（說書的書場），所棲息的寓所便稱“書寓”（說書人的寓所）。“書寓”亦指這一等級群體。 指南書的作者將書寓妓的藝涯譜系上推了一千年。在上海，據說男說書人為吸引聽眾，曾起用女性來說書，到頭來女人說書說紅了，男人便退居後臺，操弦為說唱女伴奏。19世紀六七十年代書寓風氣大盛。說書的女子演出時，其紅紙名牌高懸書樓外。男人付一元點唱，便算是熟客了。演出後，有些說書藝妓也在自己的寓所應酬客人。19世紀早期，每年都有一次（也有說一年兩次）會唱，相當於考核，來認證書寓資格；彼時書寓妓展示各自的唱、說白和操弦之技藝，透過者方得繼續謂之書寓。書寓不獨花容玉質，華服美飾，其酬賓的煙槍同樣出名，更因工於說唱操弦而蜚聲滬上。與等級稍低的長三等不同的是，書寓並不侑酒陪席。書寓的藝名（入行時取的名）不惟賞心悅目，且均有詩畫的意韻。 依照書寓銷聲匿跡後出現的懷舊文字看，書寓等級自視清高，以藝技而非色相謀生，所謂“賣嘴不賣身”。民國時期有文章說，書寓門第管教森嚴，凡有妓與心上人苟且者，一經發現，必焚其臥具，掃地出門。 另一些文章則說書寓確在住所“賣色”，只不過是陳倉暗度，公開身份仍是說唱藝人。後來，靠藝為生的妓類漸走下坡，史料暗示說，概因此類女子不願與客有狎暱之舉（“過清高拔俗”了）。及至20年代，書寓已全部融入長三等級。長三自不及書寓品格高尚，４３多處文章提到長三妓女“對狎客有求必應”。“書寓”一詞斷斷續續一直用到1948年，大多數情況下指長三妓女；長三亦接過了“先生”的尊稱。 20世紀的作者敘述書寓之消逝，唱出了往昔的輓歌。從前妓與客之間以藝為紐帶，並不靠性。由此，“書寓”等級也成為追本逐原的載體，用來講述優雅文明的昔日故事。與此相對照，一位指南書作者痛斥他置身其中的30年代，說“現在人慾橫流，隨潮流的趨向，而娼門中人，遂亦不得不松褲子帶，為其招攬生意的不二法門了”。 書寓是否限制與顧客的性關係，畢竟是無法證實的了，至於她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技藝、生意與性活動的關係，則更是無從查考。史料中清晰可辨的是男性作者面對變遷的錯愕和沮喪：　過去只有飽學優雅之士方可享用的無以言喻的歡樂，現在已變成粗俗的商業買賣，變成任何人只要有錢就可買到的性。文中不只哀悼獨特的書寓之退隱，而且還為舊文人曾共享的男性愉悅之消逝而扼腕長嘆。 長三與么二 本書第二部將詳述高等妓院的經營方式與各種關係，事實上這部分內容在傳統的分類中所佔的比重遠大於低等妓女的營生。高等妓院既是抒發憶舊情緒的中介，也是生髮出男兒氣概的場所。“長三”本指牌面為兩排三點的骨牌。老規矩招長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後來雖例規早變，稱呼卻是沿用下來。整個民國時期，長三居於娼妓等級之最。與書寓相仿，長三亦能歌曲，只是節目花樣不如書寓繁多。她們服飾豪華，擅長宴席賭局的應酬，周旋於富商達貴之間。先前計程車還不怎麼流行時，長三妓出堂差搭乘馬車，或坐“肩車”，即由堂子裡的僕役扛在肩頭上送去，也等於給妓家的生意做了活廣告。民國後期，福州路會樂裡的長三妓院頗有名氣。闊氣的可招妓陪同看戲或遊玩娛樂。諸如此類的差事，妓院收費均有定規。 長三一般年紀很輕。４４許多姑娘進長三妓院時還是孩子，是老鴇買來當“養女”的。過了青春期的女子，上等妓院就不肯收了。老鴇自有理由，一來人大了不好調教，二來在她身上花費不少，能幹的年頭卻不多，不上算。 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