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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的數字與其說是統計的結果，不如說是社會科學學者和改革家所提出的粗略見解。他們拿出來的往往是大數，約數，是有伸縮性的數字；它們引導讀者，使他們去想像有越來越多的、根本無以計數的妓女活躍在上海的大街小巷。1927年的一項估算稱有執照的和無執照的娼妓數字為120000人，到了1935年，估計達100000人，增加的部分主要歸因於農村的自然災害和蕭條時期工廠的倒閉。1937年，在日本入侵前夕發表的一份英文報告稱公共租界有25000名婦女從事賣淫活動，也就是說，租界的每14名婦女中就有一個妓女。妓女中有五分之一是“已知的職業賣淫者”，４０但作者們最憂慮的是百分之八十的非正式從事賣淫活動的人，她們在百貨公司的屋頂庭院，在旅館、公園、電車、影院以及在街頭拉客。戰後的一項研究將專職妓女的數字定在50000人，但也指出這數字應增加一倍，以包括“行為接近娼妓”的婦女。 這些數字意味著，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在一些時段，妓女的人數超過了棉紡女工數。按照1935年公佈的10萬妓女的數字推算，大約每13名婦女中就有一個妓女；按照戰後的數字看，則是每15至20名婦女中有一個；如果只考慮年輕的成年婦女，則比例還要提高。調查報告的作者在探討娼妓數字上升的原因時，最經常提到的是上海人口的增加，大量流動人口（貧富都有）從其他地區進入上海，以及男女人口比例不均。1910年到1930年間，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內的上海人口增長了將近兩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人口與1930年大體持平，可1945年至1947年，人口再次增長了三分之一。1910年時外來人口占總人口的82％以上，到1930年時已超過90％。流入上海的女性人口在工廠、尤其是紡織廠找到工作；有的當了傭人或奶媽，還有的進入娛樂行業，或當了娼妓。 但是流入上海的男人數目大大超過女人。30年代初，在租界以外華人管轄的城區裡，男女性別比一般是135∶100，到了二戰以後的三年間，這比例已下降到124∶100。而在租界，中國成年男女的人口比例更加失調，1930年公共租界的男女之比為156∶100，法租界是164∶100。民國時期的社會改革家總愛指出，城市人口中婚姻無著的男性過多造成了性交易需求的增長。雖說可能情況屬實，但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大多數年份裡，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內的成年男女性別比卻穩步趨向比較均衡。正是在這同一期間，報告出來的娼妓數目卻在穩步上升。 歸根到底，數字的意義不在於準確指示娼妓業的增長情況，而是引導人們看到變化著的統計方法和統計目的。要對什麼進行統計，為何統計，由誰來作統計，這些在上海是經常發生變化的。社會科學的調查研究繼回憶錄之後成為書寫娼妓業的主要文類，改革代替了原先的讚賞而成為作家的主要議題，這時調查報告也就置換了原先的登記造冊而成為娼妓業統計的主要手段。看似確鑿的調查數字很快就過時，４１代之而起的是援用模糊的大數字的做法，所傳達的意思是，賣淫已成為無法控制的、五花八門的並日益具有危險性的現象。當國家和改革者堅持實行對娼妓的監控時，統計成為大家都使用的一種手段。如此產生的統計數字與其說明對娼妓業的限制已見成效，不如看作是表現了上層人士越來越強烈的憂慮。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二章　分類與統計（三）

區分型別 從晚清到20世紀40年代，幾乎所有關於上海娼妓業的長篇描述，諸如冶遊見聞、指南向導、通俗小報以及宣傳改革的出版物等，無不詳述娼妓門戶及與此行業有關的匪夷所思的名稱和名堂。嫖界也是從知書識禮的名門之後到暫靠碼頭的外國水手，無所不包。這些妓女的名目中許多是上海特有的。別的城市同樣也有當地的各種型別，也以差不多的方式作了分組歸類，列數詳述。但這些敘述並不僅僅在搞妓女分類，而是作為歷史講敘出來。歷史的敘述通常隱指三種主題：　一是娼妓在中國源遠流長，二是娼妓史與士大夫的歷史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三是當代娼妓業的發展與中國近代史平行，講述了從文明到壓迫與危險的一部衰落史。 20世紀初上海娼妓行當的術語滲透著早期歷史的印跡以及對官場的諷喻。“倌人”是高等妓女的一種稱謂，本意“為官之人”。1891年一位遊覽嚮導作者說，“倌人”出處無從查考，但認為用“倌人”稱妓女或許因妓如官，均可視為“公共之物”。他還提出另一種解釋，說該詞出自元朝和明朝的“官妓”。另一種說書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