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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這些聲音中，妓女本人的聲音仍始終難以辨認。婦女在各種不同的安排中出售性服務，所以即使能聽到她們的聲音，那也不可能是單一的聲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她們的聲音聽上去一定不同於被歷史隔絕的我們今天所能聽到的聲音。 寫娼妓的原始資料產生於對娼妓問題之“大”意義的激烈的公開爭鳴；如何閱讀這些跨多重語域的資料，才能從中找到線索，認識娼妓實在的生活經歷以及經過干預的生活經驗呢？況且不論歷史學者將軸線設定在哪一域，妓女都是下層、從屬、相對失聲的群體？文學理論家葛雅特里·斯皮瓦克有一番話既是說給下屬群體研究組織聽的，也針對著歐美知識界；她提出，“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和後殖民時代的知識分子在為下屬群體的經驗“賦予”聲音的時候，２５可能無意中複製了帝國主義的權力關係。她寫道，“下屬群體意識” 受到上層集團精神能量之集中投射的衝擊。……絕不可能充分恢復。……［下屬群體意識］總是偏離其通常被廣泛認可的能指，確實……就在它被揭示出來的時候就已被抹去了。……它根本無法脫離話語。 由於這種理不清的糾結，斯皮瓦克乾脆認為下屬群體沒有任何自主獨立敘述歷史的可能性。她單刀直入地問：“下屬群體會說話嗎？”又直言不諱地答道：“下屬群體不能說話。”在能否“聽到”女性下屬群體說話的問題上，斯皮瓦克尤其悲觀： 在下屬群體主體被抹去的行程記錄中，性差別的痕跡更是加倍地消泯了。問題不在於女性參與了反叛，或存在著性別分工的準則，這兩點都是有“證據”的。問題其實是，社會性別的意識形態建構，無論是作為殖民主義史學撰寫的物件，還是作為反叛的主體，都保持了男性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在殖民主義的語境中，下屬群體沒有歷史，不能說話，那麼女性下屬群體就更是處在濃重的暗影中。

第一章　導言（六）

在斯皮瓦克看來，透過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獲得她所謂的下屬群體“資訊復原”這件工作，既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靠不住的事。從事復原工作的人絕不只是不失真的資訊傳送帶，他們作出了自己的認識預設（如下屬群體意識是存在的，下屬群體是主體等），而這些認識的根子深深紮在當代的權力關係之中。她告誡說，在最壞的情形下，如此復原會“同帝國主義的主體建構活動一致起來”，而“下屬群體女性仍會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考慮到殖民者在構造“他者”——作為知識和分類之物件的“他者”——中所起的作用，那麼先前的被殖民（“第三”）世界的沉默就顯得格外深沉了。斯皮瓦克聲稱“在下屬群體是婦女的情形中，不可能收集到帶有性別指向的主體之軌跡的構造成分，以確定其撒播的可能”。她的用語甚至使最積極用功的歷史學者都陷入絕望。 斯皮瓦克斷言，我所聽到的下屬群體的任何聲音，部分說來是我選擇在什麼地方傾聽的結果；我的當代的、女性主義的、“第一世界”的、嵌入自己的歷史時期的特權與政治信仰的結合使我能作出這樣的選擇，並受命作出這樣的選擇。對此我不會提出異議。儘管如此，我仍要反駁她對“下屬群體會說話嗎？”這個問題所作出的否定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下屬群體既實實在在地開口說話（發出的聲音被他人記錄下來，作為文字而進入歷史記載），也能表現自我（就是說，很有技巧地以特有的方式解說自己的經驗和活動，為的是儘量從中獲取自身的利益）。 歷史學者從能找到的歷史記載中看到、聽到的，是各種各樣的運動痕跡。在此我要提出，２６我們應從最寬泛的意義上理解“言說”。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一個知識人士慷慨陳詞，力主廢娼，這當然是以後世的歷史學者能夠理解的方式在發言；我在本書中將證明，在半殖民地中國的語境中，這樣的人士應被視為下屬群體成員。那一位下屬群體成員確實在言說。然而，當我們考慮妓女本身在生成話語印跡的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問題就變得複雜些了。就說一個高等妓女吧，她從不動筆寫字，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勸戒文字告訴客人不上她當的種種方法，那麼我們從中也就可以推斷她的謀略和操縱手段。又如以違背個人意願被賣到妓院為理由上法庭訴訟、要求脫離妓院的高等妓女和野雞；或如上海報紙報道的好幾百名遭拘捕並在法庭上作簡短證詞的馬路拉客女。人們或許會以為，鑑於街頭拉客的野雞人窮又不識字，加之同一人一般最多提到一次，在這樣的情形中，“帶有性別指向的主體之軌跡的構造”便更難以確認。但是，諸如此類的記載不僅使我們窺見將婦女帶入娼妓行業的環境條件，也使我們看到當地政府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