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頁)

就是接過了國家政治話語中的詞彙，用它來命名憤怒的情緒，並使之合情合理，可從前這股怒火卻找不到表達的語言，２３因此也不具有譴責的力量。表達憤怒的能力造就了顯而易見的政治力量，人們很容易對此拍手稱快。然而，官方的造反話語根本不關注官方所定的階級結構之外的任何範疇，所以它充其量只是做了均衡、拉直、找平等等整齊劃一的事情。在最壞的情況下，如“文化革命”時所修的歷史中，造反的話語大大膨脹，簡直將反抗之英勇誇大到滑稽可笑的地步，甚至乾脆就是一派胡言。對研究中國的歷史學者來說，因為有了官方留下的這筆下屬群體話語的遺產，所以尋找顛覆聲音的工作大大地複雜化了，這是因為我們可以稱為下屬群體的人在使用官方的語言說話（並已習慣用官方的語言理解自己的經驗），而這套話語既確認他們所吃的苦，又讚揚他們的反抗行為，與此同時卻也抹去了他們的歷史中任何不符合苦難與反抗兩大範疇的方面。 於是，對研究中國史的學者而言，恢復下屬群體經驗的努力總是跟隨在極其強大的國家工程之後，此項工程已經橫貫了下屬群體的大部分領地，並已無可挽回地在大片領地上打下了標記（穿越領地的旅程本身也成了這項工程的標記）。這就要求我們至少應認識馬克思主義的解放語言在好幾代中國人身上引起的巨大反響，而同時又要求我們質疑那種語言的措辭方式和用法。上述程式再清晰不過地體現在對20世紀早期上海娼妓史的研究工作中。1949年以後收集的幾乎所有陳述，都是使用階級壓迫的語言講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用這套語言回憶出來的）。儘管階級壓迫的語言無處不在，歷史學者卻也不能因此認定下屬群體對革命利益有“天然的”認同感。至少在中國，無論1949年以前還是以後，為了將下屬群體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等同起來，就必須在組織層面、意識形態層面、甚至是語言層面上作出巨大的努力。20世紀50年代的一位市政府高階官員談到政府送妓女去改造的情況時，曾這樣描述妓女們瘋狂的、充滿敵意的反應：“她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認為共產黨是來解救她的。” 對歷史學者說來，毛澤東時代之後娼妓問題的重新抬頭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　20世紀90年代初，娼妓問題在中國已經被當作有歷史淵源的、可以正當地開展研究的課題。我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著手研究上海民國時期的娼妓業。那時我向中國的研究機構提出要求幫助，他們很禮貌地答應了，對外國曆史學者的奇怪癖好也甚為寬容，但是對娼妓業這個題目本身卻很尷尬地三緘其口。到了1995年，當我完成這項研究時，我已能同許多人直接交談，並有各種機會傾聽政府的、學者的和一般百姓的談話。這些談話關心的主要是當代問題，但各類評論者在某種程度上也都在自覺地回溯過去，將過去當作可以提供資訊、從中汲取教訓和提供決策參考的寶庫。但是，如果說我在為這部書做研究的多年中學到了什麼的話，２４那就是回溯過去實際上是個互動的過程，它恰恰是在聲稱要復原歷史真實的時候，卻做著創構性的工作。在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記憶”娼妓問題的近況及歷史的活動涵蓋了眾說紛紜、相互牴牾的主題，例如追懷理想化的50年代，當時政府和人民一條心，都主張禁娼；例如論證名妓對中國文學藝術做出了歷史貢獻，應予以承認；又如通俗小報在飢渴地搜尋革命前高等妓院裡的勁爆故事。本書的最後一章將回到這些主題。 重構難以分辨的下屬群體聲音在國家的領導監督下進行的複雜的記憶活動只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尋找娼妓這一下屬群體的聲音的活動。更廣義地說來，對娼妓業的研究提出了我們怎樣一邊對過去進行歷史的復原，而同時又在創造性地建構歷史的問題。有關娼妓問題的資料是那麼完全徹底地嵌入了愉悅、改革和管理的話語之中，所以不可能憑藉這些資料，以任何直截了當的形式重構這些婦女的生活經驗。資料中各種男人的聲音——嫖客的、改革者的、律師的、醫生的等等——遠比妓女的聲音清晰得多。男人的聲音提供了一套與社會性別密切相關的、關於（男性的）愉悅和（對男人的）危險的話語。在女性改革者的文章中，一方面有女性的團結一致，另一方面則是階級差異，兩者的扭結形成了她們對娼妓問題的表述。文章唱出純潔社會和憐憫失足姐妹的調子，這些姐妹據稱受到了所有階級的男性的極度欺壓（後來這類評述得到進一步充實，但去掉了女性團結的說法，並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認可）。與此同時，女性改革家的聲音也提供了一套與階級密切相關的、關於拯救的話語（娼妓是拯救的物件，是其上層階級的姐妹挽救了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