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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者……一歲所糜金錢難以數計也。”他譴責富有的國人無心肝、無愛國心，接著宣告自己有心“乃就見聞所及，萃為茲編，不徒以海上群芳足供採錄，亦以見中國外強中乾之勢”。15年後，清帝國消亡，各式白話運動興起，無論從政治的還是文學的眼光看去，都是世道大變，但汪了翁依然表示了上述情懷。他在冗長的《上海六十年花界史》（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的自序中哀嘆道，如今有學識的學子不認真鑽研學問，偏去讀些通俗的刊物白白浪費時間。他接著說道，儘管如此，他認為將自己幾十年間蒐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出版一部名妓的史書，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他以為，與其直接著手禁絕淫業，不如好好調查娼妓業變成了什麼樣。為此目的，他先確定哪些名妓故事合乎事實真相，嚴格地揀選材料，以使這部書具有定版史籍的準確性。 指南書的作者雖然也談論國力和真實性等時代所關注的問題，但他們和中國的經典史家一樣，總的說來都唱今不如昔的調子。史家通常會悲嘆現在的統治者大不如先王賢明，指南書的作者也同樣為高等妓女酬賓技藝的衰退而唏噓，認為她們已失去了從前的那等風雅和文采。張春帆於1919年在報上連載回憶世紀之交名妓的文章，文中用警示的口吻說，最近妓女的美色和技藝大有被淫亂所代替的傾向，但淫亂的表象背後卻掩藏著悲苦的生涯。 這類憶舊和哀嘆娼妓業敗落的文字出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那時中國的城市、尤其是上海正在經歷迅速的、令人不安的變化。自約瑟夫·利文森起，許多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者都注意到，對中國上層人士來說，19世紀西方入侵以來，“何謂中國的中國特性”已成為十分嚴重而棘手的問題。宏揚中華文化習俗成了對這問題的部分回應（此時中華文化習俗已被視為特殊的習俗，而不再具有普適性），所要宏揚的內容就包括翔實地闡述高等妓女精緻高雅的社會交往習俗（所謂“西方有娼妓，我們則有名妓”）。２２1905年科舉制度廢止，此後數年是這類憶舊文學的高峰期。那個時候，不只是上層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就連上層階級的成分也在變。憶舊文字中不大提到西方，但作者們嘴上不說，當他們講述失去的世界時，心目中卻仍是以西方為尺度的。 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蒐集整理了1949年前娼妓業的故事，這裡涉及記憶行為的另一類問題。中國的主導性史學（其實是1949年至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惟一的史學方法）以闡述和大力捍衛下屬群體的利益為首要任務。“下屬群體”（subaltern）是從南亞歷史學者拉納吉·古哈的著作中借用的一個術語。古哈說這個詞的內涵有“等級低下”者的意思，並界定說，這樣的人“無論從階級、種姓、年齡、社會性別、職務還是任何別的意義上說，都具有南亞社會中處於從屬、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社群中，在歷史仍由上層的正史主宰的情況下，從事下屬群體研究的歷史學者自覺地努力將卑賤者群體寫進歷史，讓“人民”回到歷史中去。這些南亞的學者與在中國境內寫作的中國歷史學者之間，他們與在北美、歐洲、日本和其他各地參與各種“人民歷史”運動的人之間，有著共同的旨趣，儘管互相之間的史學實踐不一定相同。我之所以用“下屬群體”這個詞，而不是在近期中國史學著作中更常用的“被壓迫階級”，是因為“下屬群體”包含了社會性別和其他諸多因素，實際上更確切地反映了中國官方發起的修史運動所規定的目標：　歷史就是要“說出”這些群體的故事。 1949年以後，一隊隊的歷史學者跑遍了中國，堅持不懈地蒐集並發表工人和農民反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口述歷史。他們搞來了大批的素材——歌曲，罷工和暴動的故事，鬥爭中或鬥爭間歇中的尋常生活等等；若不是因為他們的勤勉蒐集，這些東西本來根本不可能用文字的形式“講述”出來。在中國，讓下屬群體開口說話的程序顯然得到國家的支援。1949年後的中國，當下屬群體（通常是工人和農民）開口發言時，他們所使用的是國家在革命程序中所提供的詞語。用這套詞彙發言並與其他類似（雖不盡相同）的聲音匯合成合唱的過程，反過來也塑造了發言人，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定國民型別。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不能將它當作不懷好意的宣傳活動而不加理睬。1949年後的修史工作產生了新的情況，這裡不僅是國家創造了一套語言的問題，而更是“人民”如何利用這樣的語言去言說從前無法說清的“壓迫”。記錄片《小喜》中的農婦說她丈夫是“老封建”，她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