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第2/4 頁)

鑿的人證、物證的。

常溪萍是一個組織觀念頗強的人。他在徵得上海市委同意之後，找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里談了自己的意見。萬里的意見與他一致。他又找Z當面交換意見，談了自己的看法，Z與他如針尖對麥芒，怎麼也談不攏，沒有商量的餘地。

考慮再三，常溪萍終於在三月十七日，寫定致中央的信。考慮到中央是鄧小平分管北大社教工作，考慮到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考慮到陸定一是中宣部長、張於意是中宣部副部長（北大社教工作隊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雙重領導），常溪萍的信是這樣寫的：

小平、彭真、定一併於意同志：

我向中央和宣傳部反映一個情況。

Z在領導北大的社教運動中，採取了一系列的對中央書記處、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錯誤態度和做法……

這裡提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一九六四年根據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建立的，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被撤消，建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

常溪萍在信中批評了Z的一系列錯誤，肯定了北大陸平、彭佩雲、宋碩的意見—

—請注意，一年多以後，聶元梓等七人丟擲的那張震驚全國的大字報，標題便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三月十九日，常溪萍發出了這封觀點鮮明的信。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約見常溪萍，他詳細地談了自己的意見。

這時，萬里也向鄧小平反映了意見，與常溪萍的見解一致。

萬里曾問憶道：

“我曾在中央書記處會後，將我召開北大系總支書記等”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彙報，其中把Z的情況向鄧小平彙報了。鄧問我常溪萍怎樣？我曾向他介紹常是正派人。“

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語：

我看Z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現作風不正派，對二十三條是患得患失的，牴觸的，似乎要考慮改換工作隊領導問題，否則就只能調換陸平等人的工作，再這樣頂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損失。

就在鄧小平作了批示後不久，Z被調換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廠一位同志擔任了北大社教工作隊領導。這樣，北大社教運動“左”的傾向得到了糾正。

對於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隊七個多月的工作，萬里曾寫下了這樣的印象：

常溪萍是個好同志，這個同志在北大杜教運動中表現得很好。

在北大社教期間，我跟小平同志說過，Z把北大社教運功搞得很不好。

常溪萍同志寫信向中央反映Z的問題是符合事實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志信寫得很好。

聶元梓把陸平說成是壞人，而陸平是個好同志，聶元梓才是混入黨內的壞人。

常溪萍同志就是堅持黨的政策和革命路線……

然而，也正是因為常溪萍“堅持黨的政策和革命路線”，正是因為常溪萍秉公直言，向鄧小平等如實反映了北大社教運動中“左”的錯誤，聶元梓把利箭對準了他……

“保常派”與“反常派”在較量著

聶元梓等十七人的大字報《常溪萍是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幫》，經“中央文革”轉交，終於在上海市委教衛部和華東師大同時貼出來了，一時成了上海一大“新聞”。

常溪萍在華東師大擔任黨委書記達十年之久，由於他工作踏踏實實，在師生中享有頗高的威信。

劉佛年教授對他的印象是：

“我初見他的時候，發現他穿著很樸素。他彷彿對個人生活很不關心。身上一年四季總是幾件舊衣服。共事十多年，幾乎沒有看見過他添過什麼新衣服，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很容易把他當成一位農村的小學教師。”

華東師大黨委幹部姚柞訓記得：

“我有將近五年的時間，住在他的宿舍的一個房間裡，經常發現常校長只睡五、六個小時的覺，運動期間只睡三、四小時，通宵達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他一心撲在黨的工作上。”

夏鶴齡、孫殿林等同志回憶了常溪萍的“工作日程表”：

“常溪萍同志每天是這樣工作的：清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