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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瞭解，加上杜教工作隊在北大的錯誤做法，不能不使我對談話懷著很大的疑慮。

我和溪萍同志談了兩個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實地一一作了介紹。在介紹的過程中，他始終認真地傾聽並提出許多詢問、在有些問題上，他還與華東帥大作比較和分析、他總的認為，這比年來北大黨委是執行了黨的教育路線的。問時也有若干缺點錯誤，甚至有的是嚴重的，但成績仍是主要的。我認為，他的觀點是對北大多年來的工作了公正的歷史評價。我從談話中切實感到溪萍同志觀察問題是全面的，實事求是和一分為二的；態度足和藹可親並允許別人講話的。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壓人的“欽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別。我起初的疑慮很快就消除了，並對他敢於頂歪風，堅持實事求是的高尚行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陸平所說的“欽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Z。

一九六五年一二月，常溪萍回上海過春節，他向當時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市委書記張春橋作了彙報，著重談了他與Z之間的重大分歧。

誠如楊西光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寫的回憶材料那樣：

那個時期Z在北大社教運動中確實很主觀，作風上也獨斷獨行。我在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和Z一次談話中已經感到，後來也陸續聽有些同志談過……一九六五年春節常溪萍回滬後，首先向我彙報，我相信常的意見是對的。當時市委是我和張春橋共問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約了張春橋一起聽常的彙報，當時張春橋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見，我們一致意見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條”辦事，有愈見可以在工作隊中問提，也可向組織反映。在這一點上，張春橋沒有講這一句和常溪萍或者和我有什麼不同意見。

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學後，於三月四日給張春橋、楊西光寫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

信中說：

昨天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文化革命問題，對北大問題作了明確的指示，批評了北大工作隊的領導……小平同志說：“運動一開始即應三結合，要肯定成績，克服缺點，北大運動要總結。總之，有毛病，一去即奪權，鬥爭方式不正常，陸平被鬥得神志不清，不是黨內鬥爭的方法，陸平犯錯誤不是犯了一切錯誤，只是某些錯誤，搞得萬里見了陸平要躲開，把市委放在一邊。同意市委幫助北大黨委總結過去工作的方法，這方法很好……”……如果Z等老是這樣，我想向中央寫信反映一下（他們自以為是很嚴重，有許多做法很不對頭，作風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決定邁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寫信。

張春橋拿起鉛筆，在常溪萍的這封信上開頭所寫的“春橋同志”的“春”字上，畫了個圓圈，表示他已“圈閱”。這是當時領導層中流行的辦公習慣。

張春橋還在信的天頭上寫下批語：

西光閱後送丕顯、荻秋、一平同志一閱

春橋

常溪萍終於發出了致鄧小平的信

常溪萍著手起草寫給中央的信。

他畢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三月四日的信，尚未見到覆函。

他在點焦急，在三月十一日又給張春橋、楊西光寫了一信。在這封信中，他除了談了Z最近如何抵制鄧小平的意見之外，重申了他要給中央寫信的決心：

在總結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見，基本上都遭拒絕。我沒有再說什麼，以免形成頂牛，但，我想，應當向中央反映一下情況，否則會犯自由主義，不知可否？請速示。

常溪萍在信末加了七個著重號，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急如焚。

張春橋又拿起鉛筆，在“春”字上畫了一個圓圈。

上海市委書記處的書記們聚集在康平路會議室裡，研究常溪萍的兩次來信。

楊西光很詳細地寫及這一過程：

常溪萍對北大運動有些意見，要向中央反映，我和張春橋都認為這是正當的，同意他這樣做。為了更慎重起見，我們還把常信的內容向市委書記處所有成員彙報了。在一次書記處辦公會議上，由陳丕顯同志主持談了一下，都認為按照組織原則，常這樣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寫信反映，也可以向有關組織口頭反映。在工作隊內部可提出問題是我和張春橋與他個別談話時也已告訴他。這樣，我就通知當時教衛部辦公室負責人邱敏珠同志把市委的意見告訴常溪萍了。

張春橋對於常溪萍給中央寫信一事，是非常清楚的，是同意、支援的。這是有著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