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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掃自己包乾的垃圾箱，然後來到共青操場，和同志們一起做廣播操，每天上午，如果沒有會議安排，他就到教室和同學一起聽教師講課，或者到系裡參加教研室的活動；午飯的時候，我們又經常看到常校長在食堂瞭解情況；下午，一般是他學習、辦文或開會的時間。到下午四點半，他總來到共青操場或文史樓旁的操場和師生們一起打球；晚飯以後，常校長又出現在學生宿舍、圖書館……”

膳食科冷海天記得：

“學校裡淹了大水，常溪萍同志親自撐船，把燒好的薑茶送給伙房的工人吃，使大家很感動。”

司機龐學友則記得：

“在汽油供應緊張的年月，常校長為了節約汽油，寧願騎腳踏車去加定安事看望同學，不坐小汽車。後來，他學騎摩托車，想不坐小汽車，結果摩托車摔在溝裡，他斷了腿骨……”

在“文革”大旗嘩啦啦地飄的那些日子，儘管人妖顛倒，儘管常溪萍已調離華東師大一年多，但是想一下子從師生們的心中抹黑常溪萍的形象，還不那麼容易。

在“文革”初期，華東師大關於常溪萍的大字報並不多。揭來批去，無非是些“大路貨”：

《常溪萍是修正主義教育黑線的推銷員》；

《常溪萍抓衛生、抓籃球為了什麼？》；

《常溪萍重用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常溪萍階級鬥爭觀點到哪裡去了？》；

《常溪萍推行智育第一》；

這些大字報不僅標題一般，而且內容也空空洞洞，無非開頭引幾句語錄，中間舉幾個例子，結尾喊幾聲口號，如此而已。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確如重磅炮彈，在華東師大炸開來了！

不過，雖然爆炸的衝擊波過去之後，常溪萍的臉上只被落上一些灰塵，並沒有被抹黑。因為那張大字報，除了一連串“黑幫分子”、“政治投機家”之類大帽子之外，並沒有多少足以動搖人心的貨色。它的衝擊波，充其量只不過是“中央文革”

和作者“聶元梓”在當時所享有的特殊名聲而已。

一陣風過去了，華東師大又恢復了平靜……

再轟！聶元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再向常溪萍發射一炮：還是十七人簽名，寫了第一二張大字報，題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運動中是個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鎮壓北大社教運動進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鋒》。

第一張大字報不過幹把字。這一回，洋洋數千言，竭盡誣、騙、罵、假之能事，硬給常溪萍安上了個“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顆炮彈的衝擊下，在華東師大對常溪萍引起了爭論，分化為“反常”和“保常”兩派。

“反常”唱著聶元梓的調調，咒罵起“大叛徒常溪萍”來了。但是，“反常”

派畢竟只是少數派。

“保常”派佔多數，高舉“心向黨”大旗，跟少數派論戰。

平靜的校園裡起風波了：這邊，“鬼見愁”戰鬥組的大字報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徑”：那邊，“天安門警衛連”戰鬥隊貼出大字報《常溪萍是好人犯錯誤》；緊接著來了個“刺刀見紅”戰鬥組‘喇“向了”天安門警衛連“：”紅色鋼鐵“戰鬥隊上臺了，跟”刺刀見紅“來了個”刺刀見紅“……

在眾多的大字報中，中文系四（3）班“紅旗”戰鬥隊貼出了《一論常溪萍》、《再論常溪萍》、《三論常溪萍》這樣的“系列”大字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幸虧當年的大字報的底稿尚在，現在讀來，時隔二十年，仍頗為感人。

這是“紅旗”戰鬥隊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貼出的批駁聶元梓的大字報，以理服人，寫得很有水平：

常溪萍是大叛徒，這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成為不可動搖的結論了。

他們說，常溪萍在給中央和中宣部的信中以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同志的談話，是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大叛徒。

事實果真如此嗎？

……我們的看法是，向黨的上級機關透過正常的途徑反映意見是每一個黨員的權利，是正當的，是合法的，是無可非議的。有的人把這種行為稱為“告密”，是毫無道理的，極端錯誤的。

這封信是寫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宣部的。根據黨章規定，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履行這樣的義務：“向黨的領導機關直到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他也有這樣的權利：“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到中央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