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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聶元梓，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牆上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張大字報以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於是聶元梓頓時名揚全國，成為“文革”風雲人物。此後，她成為北京紅衛兵運動的“四大領袖”之一。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聶元梓此行，頗有來頭。

聶元梓來滬之前，忽地“失蹤”了幾天。那陣子，她叱吒風雲，每天有許多“左派”圍著她團團轉。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學校園裡消失了。

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聶元梓在由北京大學保衛部監管審查期間，這才交代了其中的奧秘：

……我正在考慮串連的時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辦事組W打電話來，說江青為了你的安全，要我們接你離開家裡，到另一個地方去。我不同意，認為沒有必要。W說：這是江青給我們的任務，我們一定要接你去。我問發生什麼情況了？為什麼一定要我離開？W說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個地方，並把我認為最重要的材料帶上，以免在家裡丟失。還說希望我也一定執行江青的指示。這樣，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對外不開放的一個地方（花園街X號）。到這裡後，住了三、四天……

就這樣，在北京大學傳出了聶元梓“失蹤”的訊息。

在花園街X號，決定了聶元梓的上海之行。軟臥車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張春橋打電話，關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華東局。

聶元梓繼續交代說；

在一兩天之內，動身赴上海了。臨走前，王力來看我，說了些恭維話，又談到去上海串連的問題。他說可以介紹我們認識上海記者站的負責人，請他幫助我們介紹、瞭解上海的一些情況。我問了王力，如果我們有事或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時，怎麼寫法？王力說，交給記者就可以了……

哦，原來聶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顆棋子，如今殺到上海，矛頭所向，直指常溪萍。

常溪萍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擔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衛部副部長。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衛部部長。雖說他的職務不算小，但他畢竟還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一個部門的領導人。他自一九六三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但還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江青為什麼鋒芒直逼常溪萍？為什麼密謀指派聶元梓來滬專程“揪常”？

此事說來話長……

一張大字報背後的尖銳鬥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輛義一輛小轎車駛入北京大學校門。

此刻，北京大學大操場上燈火輝煌，萬名師生集聚那裡，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的群眾大會即將開始。但是，主席臺上依舊空空如也，意味著可能會有重要人物出場，全場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來暫且填補等待的時間。

一連串小轎車在夜幕中，駛入北京大學幽靜的燕南園，停在六十四號前。

一個又一個“中央文革小組首長”從轎車裡出來了：中央文革顧問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中央義革副組長張春橋，組員戚本禹等。

聶元梓早就在門口迎候他們的光臨。

這麼多的“中央文革小組首長”傾巢而至，當然決非尋常。待“首長們”坐定之後，聶元梓手下的一員大將C，見張春橋在座，抓緊時機，挑出了一個與當晚大會並不相干的問題——常溪萍問題。

C問江青：“六月份，我們給上海市委轉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臉轉向張春橋：“春橋同志，你們收到了嗎？”

張春橋馬上答話：“收到了，正在市委領導中傳閱。”

C趁機說：“我們給常溪萍寫了一張大字報、中央文革的領導能不能幫我們轉一轉？”

江青當場拍板：“可以幫助你們轉，你們把大字報拿來吧！”

C大喜。聶無梓的臉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趕緊離開燕南園，奔向哲學樓，從辦公室裡拿了一卷黃紙頭那是一份事先已經寫好的大字報。十七個人簽名，打頭的名字便是聶元梓。

當C風風火火趕到燕南園六十四號，“首長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