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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十個問題。

鑑於兩位寫信者是調查組的組員，熟知內情，而且提出的十個問題，個個在“綱”上、“線”上，理所當然引起了“馬徐王”的重視。

“馬徐王”當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來了。

王秀珍最為起勁，提筆批道：

“這些問題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這些問題徹底查清，查個水落石出。”

馬大水到底在政治舞臺上混過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

“同意秀珍同志意見，一定要抓緊弄清這些問題。”

徐景賢寫道：

“同意秀珍、天水同志意見。”

為了“查個水落石出，”，“馬徐王”決定另建調查組——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個行動詭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查組”。

一九七七年一月，當北京建工部來滬外調那個調查組的“靈魂”——Q的時候，王秀珍寫了如下交代：

張佩瑛死亡事件，開始是由市文教組、市衛生局和一醫組織了一個調查組，調查下來說成是責任事故、我看了這個情況後，認為這個案件說成責任事故是右傾。

文靜對我說：一醫和文教組聯合調查組右傾，要我告馬天水認真抓這個案子。她還說，張春橋知道張佩瑛死了，他很難過。我把李文靜講的，告訴了馬天水。因此，我講調查組右傾，馬天水也講右傾。我還惡狠狠地批了調查組的同志。

那個調查報告，曾同時送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張春橋沒有出面。由王洪文打電話給馬天水，還寫了批示，大意是：這個調查組嚴重右傾。張佩瑛的死亡，要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來看、來查，是階級報復等等。

根據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馬天水、徐景賢商量後，認為調查組要加強力量，充實人。我提出把Q暫借出來，可擔任調查組副組長。還要從工宣隊抽一點人，加強這個調查組。馬天水、徐景賢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張春橋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個階級報復案，給這個案子定了調子。調查組就是按這個框框和調子去調查的……

徐景賢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也作了類似的交代。其中談及：

“成立調查組時，馬大水說：‘這件事張春橋不好表態，我們決定算了。’但事後調查小組的報告，都由我送給張春橋秘書何秀文，由他轉給張春橋看。”

就這樣，本來已經閉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開。秘密調查組鬼鬼祟祟地登臺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劇……

幕後導演穩坐“釣魚臺”

那封掀起狂瀾的密告信，來歷不凡……

“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為此信雖然出自調查組的兩位組員之手，而不出面的的導演即是那個在北京穩坐“釣魚臺”的張春橋。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紅房子”醫院黨總支負責人Y，此人跟張家有著密切的聯絡。

據Y本人交代：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天晚上，張佩瑛的丈夫打電話給他，說張佩瑛腹痛。請他安排住院；

張佩瑛住院後，起初住的是三個人的房間，是他給她安排了單獨居住的病房。

不久，甚至連張佩瑛的丈夫發燒，也是經他安排，讓張佩瑛的丈夫住入婦產科醫院的病房—一這成了“紅房子”醫院議論紛紛的怪事，婦產科醫院裡怎麼會冒出男性病人？

張佩瑛的手術方案，是在他領導下制訂。那此名醫，是他去請。那手術方案，是他送到張春橋妻子李文靜手中，請她“審閱”；當張佩瑛突然死於手術檯，是他當場痛哭不已；他同張家的非同一般的關係，連他自己都承認，一九六六年，他第一次來到張家，張佩換的丈夫就對他說：“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佩瑛一直講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張死事件”發生之後，他跟張佩瑛丈夫的聯絡更加密切。調查組的一舉一動，透過他這根內線，把“資訊”立即傳輸到張家……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晚，張佩瑛的丈夫約Y在他家見面。

當Y來到張家，張春橋的二弟張鐵橋、四弟張月橋、女兒張維維也在那裡。顯然，這是一次秘密聚會。

Y讀到了來自北京的最新指令—一張春橋寫給兒子毛弟（即張旗）的信：

……聽到姑姑逝世的訊息，使我很震驚。為了革命事業，我己有七、八年沒有看見過她了。她逝世，我當然很難過，但也不很悲傷。因為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我思想上已準備全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