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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是主任醫師，而且常用那臺麻醉機。不過，如他所言：“麻醉的準備工作大多數是科裡同志或進修的同志準備好的。由於誤裝了笑氣，開關又開著，大量的笑氣直接進入氧氣管道。”

經過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用氣相色譜儀測定，由於誤裝了笑氣、以致輸出的氧氣中，笑氣含量高達百分之九十六，而氧氣僅佔百分之四。

於是，給病人輸氧氣，變成了輸笑氣！

在搶救時，越是想多輸氧氣，結果輸入的笑氣越多。

張佩瑛之死，便是死於笑氣窒息。

方兆麟醫師承認了錯誤：

“第一，由於工作粗心，出了醫療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

“第二，當自己發現笑氣瓶上結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於想到死者是張春橋的妹妹，心中極為害怕，不敢主動說出事故原因。”

直至今日，當我採訪方兆麟醫師時，他仍重複十二年前說過的話，依然為自己的過失感到痛心。

他在寫出檢查之後，請求領導給予處分。

事情到此，可以說該拉上大幕，宣告“劇終”了。

四月十一日，中山醫院黨總支書記Fa，起草了調查報告。這一報告實事求是地反映了調查查結果：

“在歷次運動中，沒有發現方兆麟重大政治問題。

“在業務上，方兆麟一貫埋頭工作，認真負責，服務態度較好，搶救病人隨叫隨到，從不計較時間，並有一定的鑽研精神。

“方兆麟擔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臨床經驗，各種麻醉的操作都比較熟練，有關麻醉學方面的知識也比較全面。他自一九五八年起擔任華東醫院的高於會診和手術時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為高幹或高幹家屬做麻醉工作，均未出過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擁護黨、擁護毛主席。

“據我們瞭解，方兆麟同志平時與張佩瑛同志沒有什麼接觸，也沒有聽到他對張佩瑛同志的什麼議論。”

調查組副組長、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副書記Fe，是張佩瑛手術的主持人。她也實事求是，不僅同意中山醫院黨總支的報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說：“我們不僅要替死者負責，而且要為活人負責。”“張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報告上加了一段話：

“我們認為，關於這次麻醉死亡事件，從方兆麟同志一貫的表現分析，到目前為止，未發現階級報復的政治事件的依據。”

調查報告上報上海市委，還附了方兆麟醫師的檢查。

方兆麟寫道：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記這一沉痛的教訓，一方面請求組織上給自己一定的處分，一方面要積極工作，認真總結這次慘痛的經驗教訓。”

喧鬧一時的張佩瑛死亡事件，漸漸平息。

“紅房子醫院”恢復了平靜。

中山醫院恢復了平靜。

一封密告信飛到徐景賢手中

歷來，人們總是把“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視為最危險、最可怕。然而，更危險、更可怕的莫過於趁人之危，投井下石！

有人向張春橋家屬偷偷報告調查組“右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飛到正在華東醫院住院的徐景賢之妻葛蘊方手中，要她轉交徐景賢。鑑於張佩瑛之丈夫，乃葛蘊芳之表兄，葛蘊芳表示“迴避”不肯代為轉交。

很快的，這封密告信又飛到徐景賢保健醫生手中。於是，便展現在徐景賢面前。

此信影印件存於那堆秘密檔案之中，摘錄原文於下：

徐景賢同志：您好！

我們想就張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調查工作，向市委領導同志反映一點情況，提出一點意見……

我們參加調查工作過程中，感到上醫黨委Fe和中山醫院總支態度曖昧……

我們的想法是，就日前的材料看未，不能用“粗枝大葉”來解釋。政治疑問不少，應當趁熱打鐵，搞得水落石出。

我們感到，如果張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問題就要想得複雜一些。

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個人的問題。中山醫院現任總支書記Fa是空四軍的……

我們懇切希望市委領導同志組織適當人員，繼續深入調查。

信末，簽署著兩個人的姓名，寫信日期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對調查結果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