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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大權旁落，就很難挽回！”

“你也馬上回上海——現在上海到了關鍵時刻。”姚文元對王洪文說道。

就這樣，決定發動“一月革命”的密談，在北京《解放軍報》社二樓悄然進行著……

翌日，出現在上海街頭的《文匯報》，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論——出自毛澤東手筆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文匯報》的造反派以這樣特殊的形式，宣告《文匯報》“新生”——再不成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就在《文匯報》撒向四面八方之際，張春橋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飛。十時，他們剛剛降落在上海機場，就鑽進轎車，直奔興國路上高牆圍繞的興國招待所。這家名為“招待所”，其實，綠茵草地擁簇著一幢幢西式小樓，比高階賓館還高階。此處在“文革”中，曾經長期成為張、姚在滬的據點。

張春橋行魂甫定，頭一樁事情便是打電話給幾百公尺處的丁香花園旁的小樓，那是徐景賢的據點——武康路二號，為了免遭意外，徐景賢把“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牌子，掛到淮海中路最熱鬧的地段——六二二弄七號原中共上海市委黨校裡，而把武康路二號的小樓作為他的秘密辦公處。

下午二時半，當張春橋、姚文元出現在這幢“丁學雷”小樓，徐景賢、郭仁杰、王承龍、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齊了。

“一月，是關鍵性的一個月。”張春橋對上海的形勢進行分析，“陳、曹的垮臺，已經是大勢所趨。我和文元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陳、曹之後，在上海建立嶄新的政權，而你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將是新政權的工作班子……”

張春橋的話不多，每一句話都很有分量。他的話，使秀才們陷入無限的興奮之中。“工作班子”，意味著秀才們手中不光握筆桿，而且要掌大權。一席密談，張、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驟……

緊接著，第二天，張、姚與王洪文、潘國平密談給“工總司”佈置了“任務”。

緊接著，第三天，由“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聯合召開了十萬人大會—一“打倒以陳丕顯、曾獲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透過電視向全市傳播。徐景賢和王洪文在臺上慷慨激昂地作長篇講話，而“主角”並未出場——張、姚躲在興國招待所裡，目不轉睛地看電視……

大會結束之後，上海外灘的一幢十幾層大樓上，出現四條從頂至底的紅色巨幅標語，據說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聲”。上海，一下子為之轟動了。這四條巨幅標語是：

歡迎張春橋同志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歡迎姚文元同志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

歡迎張春橋同志當上海市市長！

歡抑姚文元同志當上海市副市長！

這四條大標語掛出之後，上海人為之瞠目結舌：張春橋、姚文元什麼時候已經成了上海的總管？！不然，怎麼來個“歡迎”呢？怎麼職務已經寫得那麼清楚，那麼具體？

原來，那大標語是“工總司”掛的，而標語的字句都是徐景賢擬的！所謂“上海人民的心聲”，竟是“丁學雷”的聲音！

四條大標語，一下子傳遍上海灘。

羞答答，主角終於從幕後走到臺前亮相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歡呼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上，張春橋和姚文元在萬眾鼓譟聲中，步上主席臺。

張春橋走到話筒前，一口氣講了好多個“們”，好多個“革命”。幸虧當年的講話記錄稿尚在，不然，那樣的“革命”的口氣，幾乎很難模擬：

“上海的革命工人、農民、革命的學生，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於部同志們，紅衛兵小將們，同志們、戰友們：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問大家好，向你們致最熱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緊接著，他自稱“小學生”，來了一番謙遜：

“同志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來，是來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是來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的，是來當小學生的。

“我非常高興地參加今天的會，並且我們非常高興地告訴大家，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身體也非常健康，這是我們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對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關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