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1/4 頁)

張春橋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單獨召見蒯大富，面授機直，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劉、鄧開炮。

蒯大富在證言中繼續寫道：

我當時是清華大學學生，又是井岡山紅衛兵的頭頭，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發動了清華大學群眾五千多人，開了兩輛廣播車，帶了大批大字報、大標語、傳單到北京城裡天安門廣場、王府井、西單一帶放高音喇叭，刷大標語貼大字報，撒傳單，還進行遊行示威，中心口號就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個所謂的“一二·二五”大行動，實際上是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打倒劉少奇同志的運動，推向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張春橋在我們圍攻和誣陷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幕後操縱者的角色。

張春橋，郭沫若稱之為“狗頭軍師張”。張春橋找蒯大富單獨密談，授以錦囊妙計，充分顯示了他的“狗頭軍師”的技倆。劉少奇被徹底打倒，就是從這次密談開始的。

本來，雖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轟了劉少奇一炮。但是，後來劉少奇寫了檢查，毛澤東看了，在十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基本上寫得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部更好。”毛澤東的話，在那時“一句頂一萬句”，劉少奇似乎渡過了政治危機，可以喘一口氣了。在黨內，劉少奇還名列第八位。

張春橋深知，要幹掉劉少奇、鄧小平，唯有藉助於紅衛兵。正因為這樣，他親自給“蒯司令”掛了電話。

密談後的一個星期，上萬紅衛兵湧上北京街頭（除清華外，北大各校也紛紛響應），“打倒劉、鄧”之聲震撼首都，雪片般的傳單撒向全國，掀起“打倒劉鄧”的高潮。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來到清華大學，當眾緊緊拉著“蒯司令”的手，講了許許多多鼓勵的話。頓時如同火上加油，清華大學紅衛兵“打倒劉、鄧”的聲調變得更高了。誠如蒯大富當時所言：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這次親自來清華看我們，大大提高了我們清華井岡山的威望和影響，說明我們打劉少奇對了，幹得好、幹得漂亮。”

清華大學紅衛兵們沸沸揚揚，江青、姚文元發表演說嘰哩哇啦，唯有張春橋像“隱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曉：他與蒯大富密談時，再三關照，只是“隨便聊聊，不要往外說”；江青去清華時，張春橋不去，卻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個擅長於搖鵝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澤東當年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的話來形容張春橋，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

如果不是後來蒯大富成了階下之囚，作了交代，那麼誰也不知“打倒劉、鄧”之火，是張春橋點起的。

張春橋的陰險，也就在於此。

返回上海“摘桃子”

一次密談接著一次密談。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里三號，《解放軍報》社的辦公樓。

一輛從西郊北京大學駛來的轎車，載著三男一女，駛入報社。他們剛剛在二樓小會議室坐定，張春橋、姚文元一身軍裝，踱了進來。

“春橋同志！”為首的三十來歲的男子，親熱地跟張春橋握手。

“這是文元同志，”張春橋介紹道：“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紹了同行者，二十五歲的陳阿大和十八歲的“小廖”。

陳阿大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工人，此時已成為上海“工總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於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國棉十七廠技工學校的學生，此時成了王洪文的“秘書”。“文革”前，王洪文擔任技校民兵連指導員之際，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廠黨委的反。從此，廖祖康成為王洪文的心腹。

“文革”十年中，不論王洪文在哪裡，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貼身秘書”。

至於那位女賓，嘿嘿一笑，衝張、姚點點頭。她，老熟人——聶元樣。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飛機抵達北京的。他們直奔北京大學，聶元梓安排他們住在學校招待所，隨即給張春橋掛了電話。

“春橋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龍無首，只有你們出馬，才能壓住陣腳！”王洪文在彙報了上海發生的第三次風潮——康平路事件之後，說出了這句話。

“是的，我們也準備馬上去上海——《文匯報》明天就要奪權，這是整個上海奪權的先聲。”張春橋停頓了一下，說道，“如果我和文元這時候不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