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1/4 頁)

就在這個時候，徐宗駿在鎮上結識了當地豪紳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個知識分於，與徐宗駿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駿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黨員。在李主一的介紹下，徐宗駿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姚文元的父親姚篷子則在潘漢年介紹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徐、姚的父親的經歷，也是那麼的相近。

經李主一提議，藉助於徐宗駿在當地的影響，於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創辦了私立曙光中學，徐宗駿出任校長。學校裡來了兩位湖南口音的老師，皆姓劉，人稱“大劉”、“小劉”。大劉名叫劉德超，又名劉柄；小劉則是大劉的堂弟，名叫劉先齊。

在今日中國，劉先齊這名字，幾乎無人知道。這個當年的“小劉”，後來變成了“劉曉”——把“小劉”顛倒了一下。劉曉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一九四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解放後，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徐宗駿手下，除了“大劉”、“小劉”之外，還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輝林、範純、範志超、張模、周務農等進步教師，其中大都是中共黨員。曙光中學成立了中共黨支部。後來，這個黨支部擴大為淞浦特委，負責人之一便是劉曉。

李主一則出任曙光中學校董。

曙光中學成了“共產黨老窩”，這訊息傳入奉賢縣縣長的耳朵。

一九二八年四月，趁學校放春假之際，國民黨縣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學。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上海《申報》第三版刊登了徐宗駿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國民黨槍決，為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徐宗駿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學任教，後來到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擔任教師。

從此，他埋頭業務，脫離了共產黨。這一段經歷，又大致與姚篷子類似，但徐宗駿沒有像姚蓬子那樣成為叛徒，為人也比姚蓬子老實。

一九二八年八月徐宗駿與戴秋楠（前妻）結婚。一九三三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賢。

徐景賢小學畢業後，正值父親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兼任化學教師，他考入了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學。父親的政治生涯，畢竟給了他以影響。在中學裡，他接近了中共地下黨支部……

解放後，頭腦靈活、筆頭又快的徐景賢，成了中共華東局宣傳處的一名幹事。

寫寫總結，起草檔案，替領導擬個發言稿，這些工作鍛鍊了他的政治才幹。

一九五七年，在“反擊右派”的時候，上海《解放日報》上最活躍的是姚文元，而張春橋則用各種各樣的筆名發表文章。這時，也冒出幾篇署名“徐景賢”的文章，向“右派分子”發射幾發炮彈。

此後，徐景賢寫了一些報告文學。他的父親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學當了二十來年化學教師。這使徐景賢熟悉交大，瞭解交大。他以交大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穆漢祥的事蹟為題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園裡，仍屹立著穆漢祥紀念碑），寫了人物傳記《穆漢祥》，連載於《中國青年》雜誌。

他寫起雜文、政論、影評來了。他的發跡跟姚文元一樣，關鍵的一步棋，是被張春橋看中，調入上海市委寫作班子。從此，他可以不斷地從張春橋那裡，聽到何慶施的聲音。他關心政治，勝於關心文學。他花大量的功夫，用來揣摩、猜度柯慶施的腦子裡在想些什麼。

作家的名聲是與作品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徐景賢很想成為一個作家，無奈，他在報上所發表的雜七雜八的文章，很難算得上是正兒八經的作品。

機會終於來臨。聽說上海戲劇學院排演了陳耘的話劇《年青的一代》，很不錯，何慶施去看，他也趕緊隨之同去。何慶施正在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於是，柯慶施派人，幫助提高這出戏的質量，以求在全國打響，樹為“寫十三年”的“樣板”。柯慶施派誰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徐景賢。

徐景賢在“提高”的過程中，參加了創作，成了作者之一。於是，隨著《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成為文化部的獲獎優秀話劇，隨著話劇搬上銀幕，徐景賢名聲大振。

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出版了徐景賢的書《生命似火》。他興高采烈地在樣書上題字，廣贈文友。

就在這個時候，姚文元不聲不響地在那裡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那篇大塊文章突然在《文匯報》上冒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