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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徐景賢感到震驚，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夠朋友了，連半點風聲也不漏！

“姚文元”這名字變得炙手可熱。一時間，徐景賢無法靠上張、姚那條船。他畢競是市委寫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張、姚看來，他是陳、曹線上的人物。於是，當“安亭事件”風起雲湧之際，徐景賢所忙碌的事，竟是為陳、曹起草檢討書！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轟大嗡。

眼看著陳丕顯、曹獲秋大勢已去，敗局已定，善於隨機應變的徐景賢，已在向張、姚暗送秋波了。他已準備好扯起白旗，反戈一擊了。

形勢不斷吃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羅思鼎”頭頭——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負責人朱永嘉被複旦大學紅衛兵揪回學校，進行批鬥。紅衛兵送給他一個雅號，叫做“黑秀才”。紅衛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寫作班裡，接受過陳、曹什麼“黑指示”，替他們寫過什麼“黑文章”。反正什麼都要加一個“黑”字：黑線，黑幫，黑話，黑筆桿……

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園附近出現復旦大學紅衛兵的身影。他們前來捉拿“丁學雷”，要把“黑秀才”們一鍋端掉。

火燒眉毛，徐景賢終於在二十八日清晨，撥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長途電話，向張、姚求救。

“時候到了！”剛從上海返回北京的張春橋，與姚文元計議了爭取“丁學雷”、“羅思鼎”的“起義”之策。

明暗兩線，通向徐景賢：明裡，姚文元從“中央文革”給徐景賢撥電話；暗裡，張春橋掛電話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見告訴文靜，再由文靜轉告徐景賢。

姚文元的一個電話，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長途電話中，囑令徐景賢轉告復旦大學紅衛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罷官》中，做了許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們馬上釋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賢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時，彼一時。當年“腳碰腳”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個電話就那麼管用。“中央文革”，有著無形的、龐大的權力。在“《解放日報》事件”的猛烈衝擊下，上海市委已變得發發可危了。徐景賢已經意識到，張、姚取代陳、曹，一統上海，是大勢所趨了。

姚文元一次次透過電話，催促徐景賢亮出“起義”之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電話給徐景賢，催促秀才們趕緊“上火線”。姚文元問了一句至關重要的話：“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後，寫作班子能不能成為我們的工作班子？”

政治“靈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賢，馬上意識到，這是封官許願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陳丕顯、曹獲秋下臺之後，張春橋、姚文元理所當然會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們的目標，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遙控上海。正因為這樣，他們需要在上海挑選一個信得過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這樣，寫作班子的秀才們，一旦“起義”，就會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賢緊急召集寫作班子的全體秀才，傳達了姚文元在電話中透露的重要資訊。秀才們都是聰明人，真的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人物。決定寫作班子的這次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子夜，秀才們越談越興奮，文謅謅的話語裡充滿火藥味：“我們不再做舊市委的‘奴隸’！”“我們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辦事。”“我們要殺回馬槍！”“我們要來個‘裡應外合’！”“我們要向外丟擲陳、曹的‘核心材料’，從內部攻破堡壘！”……

會議的溫度升到沸騰之際，市委寫作班黨支部副書記郭仁杰站了起來。他激動萬分，說出了一段“名言”：

“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現在到了決定我們寫作班命運的時候了，現在正需要一面從市委內部殺出來的旗幟——那就是我們！”

後來，“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這一“新潮”口號，在上海廣為流傳：成為街上的大字標語，成為遊行時高呼的口號，成為大會主席臺兩側的對聯……

不過，秀才們喜歡鑽牛角尖。有人反覆推敲著，覺得“造反才知主席親”一句語病甚為嚴重：第一，“主席”指誰？須知，當時主席是毛澤東，而國家主席是劉少奇，怎麼可以只寫“主席”呢？

第二，即使寫成“造反才知毛主席親”，也不行。試問，你什麼時候“造反”？

還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難道在此之前，你就一點也不知“毛主席親”？！

這兩點，不用“上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