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3/4 頁)

就已經在“綱”上了。於是，趕緊加以修改，改成：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毛主席親。”如此這般，才終於“無懈可擊”……

市委寫作班的動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內部刊物，全市黨員幾乎人手一冊）的造反派頭頭王承龍獲知，遂與寫作班建立“聯合陣線”。這兩支秀才隊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內，豎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

聶元梓來“串連”了。她與徐景賢初次見面，便非常投機。他們這次會面產生的成果，就是擬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動“戰略”口號：“炮打上海市委！”“火燒陳丕顯！揪出曹獲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辭的不重複性。徐景賢和聶元梓分別用“炮打”、“火燒”、“揪出”、“打倒”、“砸爛”，體現了“政策”的“不同”。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這個口號在上海文化廣場高喊著。這是一個“後院起火”

的大會。扇形的會場，寬大的主席臺，上面高懸橫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召開這個大會的，便是“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這是“聯絡站”的第一次公開亮相。

坐在主席臺上的，有徐景賢、王洪文、孫蓬一（聶元梓於十六日離滬返京）等等，大會主席為郭仁杰。坐在臺下接受批判的有陳丕顯、魏文伯、曹獲秋。楊西光和常溪萍作為“反黨分子”，押上了主席臺。

徐景賢以他懸河般的口才，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歷數上海市委的“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罪行。這是徐景賢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中。

幾乎每一個步入文化廣場的人，都得到一份傳單。這份傳單可以說是“秀才造反宣言”。

現把傳單全文摘錄於下：

最高指示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宣告

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怒濤，正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的方向，衝開一切暗礁、險灘，奔騰澎湃向前猛進。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萬歲”的口號響徹雲霄。革命工人群眾奮起造反了。

革命造反派小將在鬥爭中鍛鍊得更勇敢、更堅定、更聰明、更成熟了。革命學生同工人群眾開始相結合了。廣大受矇蔽的於部和群眾，也正在覺醒，在掙脫反動路線的枷鎖，開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一邊來了。上海市委內部的一小撮赫魯曉夫式的壞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亂。這樣革命的大亂好得很！

我們——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全體工作人員和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徐景賢（丁學雷小組負責人）、朱永嘉（羅思鼎小組負責人）鄭重宣告：我們要造反，我們要造上海市委頑固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們要造上海市委內部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爺們，我們這個反是選定了。你們把那些慣用的什麼打擊迫害、造謠中傷、欺騙拉攏、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統統使出來罷。我們有毛主席撐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將支援，有廣大工農兵革命群眾的支援，什麼都不怕。我們上了梁山，就決不再回頭。而你們，除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外，休想撈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燒陳丕顯！揪出曹獲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訊息飛快地傳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張春橋笑了，姚文元笑了。

張春橋要姚文元打電話給徐景賢：“口號提得很好，四個人分四檔，表示是有區別的。”

就在這時，剛剛返回北京的聶元梓給張春橋打來電話，要彙報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張春橋已處於“百忙”之時……

秘密約見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張春橋遙控著上海，指令徐景賢實行“中心開花”之際，他在北京又幹了一樁“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門，一輛草綠色的吉普車開到門口，停了下來。從車上下來三個穿軍大衣的男人。其中一個戴眼鏡的小夥子對門警說：“我是蒯大富。春橋同志打電話，約我來的。”

門警接通了張春橋的電話，聽見張春橋說道：“讓蒯大富一個人進來。”

於是，吉普車只好停在門外，兩個男人——一個是司機，一個是蒯大富的秘書，留在車上。

蒯大富獨自進入中南海，張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