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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元梓因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反過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與校黨委結下深仇。曹軼歐與聶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點下，聶元梓聯合六名老師，於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宋碩，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彭佩雲，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大字報經康生推薦給正在武漢的毛澤東。六月一日下午，毛澤東在長途電話中同意康生的建議，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這張大字報……於是，聶元梓這個普通的女人，在一個晚上成為中國的新聞人物。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聶元梓等寫的大字報，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此後，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稱聶元梓等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聶元梓名聲鼎沸了！

這個桀騖不馴的女人與江青、張春橋第一次結識，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

那天晚上，一串轎車魚貫駛進北京大學燕南園六十四號。從車上下來的，是“中央文革”的大員們——康生、江青、張春橋、戚本禹。

在門口恭候的，便是聶元梓。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大操場，人山人海，北京大學師生們正在等待著“中央首長”的光臨。在燕南園稍息，江青、張春橋與聶元梓相見恨晚，正在熱烈地交談著。江青此行，本是為了宣佈撤銷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張承先之職，而聶元梓以及她手下的大將孫篷一卻談起了另一個不相干的話題——常溪萍。

如果說，陸平是聶元梓心中的頭號大敵，那麼常溪萍便是二號仇敵了。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本來，常溪萍在上海，聶元梓在北京，素不相識，從無來往。常溪萍被聶元梓恨之入骨，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擔任了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常溪萍是個富有正義感的人。當聶元樣藉助於社教運動整陸平的時候，常溪萍保護了陸平，批評了聶元梓，要聶元梓作檢查……

“春橋同志，你是上海的，託你一件事……”聶元梓見到張春橋，這麼說道。

張春橋一時弄不清聶元梓的用意，支吾著。

“我寫好一張大字報，批判常溪萍的，託你轉交給上海市委。”經聶元梓說清楚了意思，張春橋大喜，當即一口答應。

原來，聶元梓是個報復之心極強的女人。她一聽說江青、張春橋要來北大，便寫好她的“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在張春橋答應之後，聶元梓就把一大卷黃紙頭塞到張春橋手中。

張春橋開啟大字報，飛快地掠了幾眼，頓時樂不可支。那標題，就充滿了火藥味兒：《常溪萍是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幫》！

大字報一開頭，那語氣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們得知常溪萍負責領導上海的高等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十分震驚！

“常溪萍究竟是什麼人？他是扼殺北大社教運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夥計，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隊中的政治投機家……”

江青和張春橋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穫，連連撫掌而笑。

張春橋畢竟乃當世奸雄。他從聶元梓手中接過那捲黃紙，卻並沒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為這時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還需要保持面帶三分笑的可愛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擊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事情那麼湊巧，四天之後——一九六六年八月們，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曹獲秋提前幾天來到北京。張春橋來了個“借刀殺人”之計，把那捲黃紙交給了曹獲秋，叫他帶回上海去。

這，無疑叫曹獲秋左右為難。帶回去吧，勢必會使常溪萍無端蒙塵；不帶回去吧，這可是江青、張春橋交辦的。

筆者從浩多的“文革”檔案中，查到曹獲秋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卜四日所寫的一份手稿。雖然當時江、張正在“臺上”，曹獲秋還是如實寫下自己親歷的經過：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問，北大師生開全體大會，中央文革的負責人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議過程中，聶元梓等人把寫好的一張對常溪萍的大字報交給張春橋。次日，張春橋把這張大宇報送給我。對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我和張春橋研究結泉，決定去請示康生。二十六日見到康生，正談這張大字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