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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慶施很早就從毛澤東的話語中，得到重要的政治資訊。正因為這樣，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當他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協一屆三次全會主席臺，便面對著臺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嚴肅地告誡道：

波蘭事件是波蘭人民內部的問題；匈牙利事件開始也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後來成為帝國主義進行反革命復辟的問題……

從最近國際事件中應得出以下教訓：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敵我。這樣才能樹立正氣，縮小邪氣的市場……

很自然，有了來自柯慶施那裡靈通的政治資訊，張春橋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的“大鳴大放”之際，早已知道那是“陰謀”。

正因為這樣，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的震撼全國的社論《這是為什麼？》一發表，張春橋就接二連三地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反擊“右派分子”的文章。張春橋已於一九五五年秋離開《解放日報》，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報》上總是照登不誤，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會改動。

相比起來，當時四十歲的張春橋，比二十六歲的姚文元要老練多了：姚文元還不過是個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張春橋呢？像當年的狄克一般，深知這類指名道姓批張三罵李四的文章會給日後招來麻煩，他又來了個“最最會化名”，差不多寫一篇文章化一個筆名！

我逐版查閱著一九五七年夏天的《解放日報》。由於熟知當年內情的《解放日報》編輯，向我提供了張春橋“筆名錄”，所以我很順利就影印了一大批張春橋的化名文章。不過，查多了，我竟然發覺，即使沒有“筆名錄”的指引，我也能很容易、很準確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張春橋之手；因為張春橋寫文章有個習慣，篇末總要寫上“×月×日”。他解放前發表的文章，篇末大都註明寫作日期。《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是不標寫作日期的——即使別的作者在篇末也寫上日期，發表時總被刪去，以節省一行鉛字。可是，由於張春橋當時已成了《解放日報》的“太上皇”

一般，編輯們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寫作日期也就照登。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張春橋文章的特殊標誌。照這個辦法查閱，我的判別準確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

這時候的狄克，已經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寫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報》在六月二十八日就在二版頭條地位登出來了，題目是《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麼？》化名“吳松”。他一口氣“批駁”了陳仁炳的“暗無天日”論、“辯駁有罪”論、“拆橋頭堡”論、“火燒基層”論、“大病重藥”論、“我們負責”論，得出了驚人的結論：陳仁炳“所說的、所走的是一條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道路”。

他在“七月十七日”寫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報》在七月十九日三版頭條登出。這一回，他化名“常軌”，聲勢洶洶地來了個《質問彭文應》。他把彭文應提出的“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上綱上線，說成是“取消共產黨的領導”，然後發出一連串的“質問”……

六月二十五日的《解放日報》上，張春橋又化名“徐匯”，發表《“今天天氣……”》。

他聲稱：“夏天是長莊稼的季節，也是毒草想著壓倒莊稼的季節”，他要“把自己鍛鍊成一個真正的、不帶括號的左派”……

張春橋有句座右銘：‘凡事左三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天，這位”左“派化名”子漁“、”何澤“、”蒲西“、”龍山“、”齊索“、”安得“、”子執“、”何聞“、”路賓“等等，今日批這個，明天駁那個，成為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反右英雄“。

張春橋的“化身術”，讀者不知，柯慶施知。每發表一篇文章，張春橋總要請柯慶施“指正”。或者根據何慶施的意思，寫出批判文章。經過這番反右派大風大浪，張春橋益發得到柯慶施的垂青

張春橋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對於張春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柯慶施一躍而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也在這一年，張春橋躍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話還是要從一九五七年暮秋說起。在柯慶施的辦公室裡，他一次又一次跟張春橋在那裡苦苦思索著：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