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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頁而已。

到了一九六○年，他又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讓大字報流芳百世》、《大躍進的風格》、《東風頌》、《“窮棒子”精神》之類雜文，四十篇，編成《龍華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共一八二頁。

至“文革”開始，張春橋的著作，也就是這麼三、四本小書罷了。

他是個搖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長於在幕後出點子——特別是在他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後。由他操縱的“金棍子”，在臺前飛舞，徵東討西，打南掃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

扶植“棍子”姚文元

走筆至此，該向讀者諸君介紹一下姚文元其人了。雖然筆者另有一部長篇《姚氏父子》，專寫姚文元及其父親姚蓬子。但寫張春橋，不能不在此扼要寫一下他的“親密夥伴”姚文元。

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浙江諸暨人，生於一九○六年。一九二四年，他來到上海“四馬路”——文化街，當編輯，寫詩，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潘漢年。一九二七年，由潘漢年作為介紹人，姚蓬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時，姚蓬子被舉為執委兼總務部長。後來，他又成為中共特科聯絡，在潘漢年領導之下，從事秘密工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姚蓬子在天津做河北省交通員時，被國民黨逮捕，押往南京。他在獄中叛變，成為叛徒，並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報》發表《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從此，他在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手下，充當文化特務。後來，又開設作家書屋，成為老闆。

姚蓬子有一子一女。兒子姚文元，女兒姚文華。

姚文元於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滬新中學高中理科二年級甲班讀書時，經同班同學崔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解放後，姚文元擔任上海廬灣區團委宣傳部宣傳於事，住在機關集體宿舍裡。

無巧不成書。廬灣區團委的集體宿舍在上海香山路二號，而張春橋的家在香山路九號，相距不過幾十米！

受父親姚蓬子影響，姚文元從小就做著作家夢。咫尺之內，一箭之遙，住著堂堂的《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姚文元便去拜訪。張春橋一聽說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為當年張春橋也混跡於上海“四馬路”，對於姚蓬子的劣跡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辮子”可捏在他的手心裡，況且姚文元也“左”得可愛，這樣的人，任憑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於是，張、姚之間很早就有來往。

一九五五年，“反胡風”運動開展之後，由於作家書屋出過胡風的書，姚蓬子與胡風有過許多來往，被作為“胡風分子”嫌疑逮捕，押往北京。姚文元呢，因寫了《論胡風文藝思想》一書，雖尚未交給出版社，但也受到牽連，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際，張春橋幫助了姚文元：姚文元仗著自己“精熟”胡風思想，來了個“反戈一擊”，批起胡風來了。張春橋以《解放日報》為之撐腰，從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起，短短十天之內，連發姚文元的四篇批判胡風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鳳英雄”。這可以說是張姚第一回合作。

張姚的第二回合作，是在一九五七年夏天。當張春橋從何慶施那裡得悉要“反擊右派”的訊息，立即轉告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地趕寫了《錄以備考》一文，發表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匯報》。

當時天天在注意著《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的毛澤東，看到姚文元的《錄以備考》，非常讚賞，囑令《人民日報》於六月十四日在頭版轉載，還配發社論《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於是，《錄以備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年紀比張春橋小十四歲，由張春橋扶植起來的“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張春橋更早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從此，姚文元對張春橋言聽計從，成為張春橋的打手——猶如當年的狄克成了崔萬秋的打手。張春橋要寫什麼批判文章，往往由他動口，姚文元動筆。點子，張春橋出；文章，姚文元寫。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當《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創刊，經張春橋提議，柯慶施點名，姚文元調入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論刊物，擔任編輯部的文教組組長。姚文元更加起勁地揮舞棍子，批馮雪峰，攻丁玲，轟巴金，斥艾青……一時間威震中國文壇。張春橋呢，樂得讓姚文元衝鋒陷陣，出頭露面，他充當幕後導演。正因為這樣，姚文元的文章連篇累牘，而張春橋只有那兩冊雜文集而已。

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