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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樸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學會了紳士派頭、高等華人派頭、趙太爺(引者注:指魯迅《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派頭來了。有的於部見面不稱什麼什麼“長”,就不舒服起來了。這確實起了刺激作用。但是,並不是刺激起了生產的積極性,而是刺激了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積極性,刺激了鋪張浪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刺激了脫離群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有些最不堅定的分子就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貪汙腐化分子。
因為黨的傳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在我們黨的幹部和人民群眾中紮下根的,它雖然遭受到某種破壞,恢復起來並不太困難。現在,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號召下,經過偉大的整風運動,又把它恢復過來。……既然大躍進的形勢迫切地要求我們在調整相互關係方面躍進、再躍進,一切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同志們,一定能夠站在運動的前頭,把我們黨的這種光榮傳統,在新的條件下,徹底恢復和發揚起來,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同群眾建立起平等的相互關係,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共問工作,一致為杜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這難道能有什麼懷疑嗎?
張春橋的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體現了他對“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銘。
本來,“各盡所能,按勞取酬”是社會主義社會階段馬克思所確立的分配原則。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尤其是如此。張春橋偏要高呼“大鍋飯萬歲”。其實,一九五八年夏天,正是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
傾錯誤嚴重氾濫之時。張春橋的文章,正是這股“左”的思潮的產物。
就在張春橋的“成名作”在《人民日報》發表後的第六天——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毛澤東委派陳伯達和張春橋坐專機飛往河南鄭州,前往衛星公社調查。對於張春橋來說,簡直是受寵若驚了。
毛澤東寫給陳伯達的信,全文如下:
伯達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張春橋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衛星公社進行調查工作為適宜,不必聽什一日劉子厚同志(引者注:當時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河北省省長)
的報告。集中精力在衛星公社調查七天至十天,為杭州會議準備意見,很有必要。
李友九(引者注:當時《紅旗》雜誌編輯)去幫忙。如同意,請告葉子龍同志,為你們調一架專機即飛鄭州。
毛澤東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時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檔案批示中,提到張春橋的大名——顯然,那是因為張春橋的“成名作”給他留下了印象。
訊息飛快地從鄭州傳到上海,張春橋的聲望猛然看漲了。須知,陳伯達當年有著“理論家”的美譽,號稱“中共第一支筆”,資歷比張春橋深得多,而毛澤東在批示中,居然把張春橋與陳伯達相提並論,這怎不意味著張春橋頗受領袖偏愛?
於是,張春橋從中共上海市委委員晉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於是張春橋擺出了一副黨的理論家的架勢。不過,理論權威,起碼也得有幾本著作……
說來慚愧。這位“理論家”雖說屬於早熟型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不過十五歲的時候,已經在山東《民國日報》的《中學生之部》副刊,發表了《春雨之夜》。這是他的“處女作”。二十多年來,不論是在濟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晉察冀,他的筆沒有停過,寫了長長短短、五花八門的各種文章,可是,他的書,少得可憐:
據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上海《社會日報》報道,《華北事變演義卜一書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張天翼、陳白塵、聶紺弩、張春橋四人執筆,當時正在寫作之中。可是,後來並未見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佔第三部的四個作者之一,何況並非“理論著作”;
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倒出過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書名為《在鞏固和擴大中的陝北公學》,不過七十八頁,而且附錄中的兩篇文章是別人寫的,算不上“大作”;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訪問蘇聯,寫了一本小冊子《訪蘇見聞雜記》,由華東人民出版社印行。不過,這只是本新聞通訊集,井不是“理論著作”。
怎麼辦呢?
他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時的那些“棍子”文章,諸如《質問彭文應》、《雜談帽子》、《看大字報有感》之類,湊足三十三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共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