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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後，張春橋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報》擔任編委兼文藝部主任。但是，他又關照《解放日報》領導，不要讓姚文元陷於編務，文藝部可由副主任李家健具體負責，姚文元要“超脫”，以便能抽出時間多寫點文章。

這樣，姚文元不斷地在《解放日報》、《文匯報》上發表文章。他的文章被看成“有來頭”的文章——來自何慶施，來自張春橋。用張春橋的話來說：“在報紙上，姚文元出面，比我們方便。”

上有柯慶施作為靠山，下有姚文元作為棍子，張春橋不可一世，正欲稱霸於上海文藝界，卻遇上了一個敵手——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其五，非除之而後快……

幹掉陳其五

陳其五年長張春橋三歲，是個“老宣傳”，與張春橋旗鼓相當。

瘦削，文弱，看上去陳其五連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講臺，他就顯示出宣傳部長的本色：思路清楚，講話富有邏輯……

其實，他不姓陳，名字也不叫其五。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在北平爆發時，有個非常活躍的人物，名叫“劉毓珩”。這個二十一歲的青年，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在學生運動中成為學生領袖——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全國學聯副主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劉毓珩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受劉少奇的派遣，前往國民黨衛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劉少奇提醒他，“國民黨對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麼好呢？”他問。

“你母親姓什麼？”劉少奇問道。

“姓陳。”

“那就取一個封建一點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劉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陳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這樣，劉少奇給他改了名字。從此以後，“陳其五”叫開來了，以致他的真名劉毓珩幾乎很少為人所知。就連他的子女，也都姓陳。（陳小蒙便是他的次子。一九八六年二月，因強姦、流氓罪在上海被判處死刑，轟動海內外。那時，陳其五已去世。自然父是父，子是子，不能混為一談。）

在解放前，陳其五歷任新四軍團政委、四師政治部宣傳部長；華中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第三野戰軍前委委員、政治部宣傳部長兼新華社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當杜幸明部隊陷入重圍，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發出的廣播稿《敦促杜章明等投降書》，初稿便出自陳其五手筆。後來經毛澤東審閱，作了幾處修改，發出。此文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牛鬼蛇神》們“天天讀”的“課本”，就連被打入“牛棚”的陳其五也要背誦此文，他背得極為熟練。近來發現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兩種筆跡，毛澤東的筆跡人們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幾處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筆跡則是陳其五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當陳毅率第三野戰軍攻下大上海時，陳其五也參加了戰鬥。

上海一解放，陳其五便擔任上海市軍管會軍事接管委員會政治部宣傳部長……

陳其五在上海宣傳、教育、理論、文藝各界，有著頗高的聲望。而他的政治見解又恰恰與張春橋涵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張春橋的勁敵。

張、陳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會期間，矛盾尖銳化了。

會議之前兩個月——三月二日至二十六日，文化部，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即“廣州會議”。三月二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即著名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三月六日，陳毅亦作長篇講話，聲言“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提出應“脫帽加冕”。

柯慶施對周恩來、陳毅的廣州講話持異議，不許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傳達，而陳其五卻上臺傳達了周恩來、陳毅的講話。於是，代表們對上海文藝界的“左”

的傾向，大加聲討。特別是巴金，毫不客氣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巴金尖銳地說：

“我有點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會看見棍子就縮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腦筋會給震壞……棍子決不會自己消滅，我們也無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銷框框的人高抬貴手，檢討、沉默和懦弱都解決不了問題……”

巴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