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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超，江青的老鄉——同是山東諸城縣人。他比江青大十二歲。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來到上海，在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開始寫詩、散文，並參加革命，參加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他在北京的人民美術出版社擔任創作室副主任、幻燈編輯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劇本》第七、八期，發表了孟超寫的崑曲劇本《李慧娘》。與此同時，北京開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報》發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無害論》，讚揚了崑曲《李慧娘》。

作為同鄉，江青不僅熟知孟超其名，也瞭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給這出歷史劇“上綱”，認為是“借厲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心想，你為“毒草”叫好，連你一起批！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援她，發表批判孟、廖的文章。無奈，北京並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長，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鄧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廖、鄧後來被稱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說成是“三家村的黑後臺”。面對北京那樣的陣營，江青當然無法開展她的“批判”。

她來到上海，發覺有柯慶施那樣的市委書記兼市長，有張春橋那樣的謀士，有姚文元那樣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援。正因為這樣，她所組織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來了。這是她與阿慶施、張春橋第一次“協同作戰”……

關於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把她的“認識過程”談得很清楚：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臺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援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如今，人們提及“文革”，便會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這篇梁壁輝的《“有鬼無害”論》鮮為人知。其實，真正的“前奏曲”，是這篇《“有鬼無害”論》。正是《“有鬼無害”論》的成功發表，使江青把她的“爭取批評的權利”的希望寄託於上海，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兩出戏的書記”

新鮮，新鮮，身上沒有一個“音樂細胞”的張春橋，忽然借起電唱機、錄音機來了。

新鮮，新鮮，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張春橋家裡，忽然傳出一陣陣唱京戲的聲音。

就連西皮、二黃也分不清楚的張春橋，忽然成天價守在電唱機、錄音機旁，閉著雙眼，歪著腦袋，用手在膝蓋上打著拍子，在那裡細細聽著《霸王別姬》、《打漁殺家》、《群英會》、《三岔口》。

恨只恨，當年的狄克怎麼只顧著罵魯迅，不去學幾句京戲？如今，只好“臨時抱佛腳”了。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從“女客人”那裡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劇革命”，要抓“京劇現代戲”，張春橋就馬上意識到，趕緊學點京劇！

結識“女客人”之後，張春橋發覺，一旦得到她的青睞，飛黃騰達指日可待。

她是比柯慶施更好的“梯於”。投其所好，順著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劇現代戲”，顯然是一條接近她的捷徑。

不過，她的“語言”，張春橋幾乎聽不懂；

“四平調輕飄飄的，無論如何不要用那個玩意兒。”

“我對西皮有怕。”

“反二黃低沉，如果達不到激昂，就有損革命英雄形象。”

“崑曲、吹腔、高撥子，最好不用，群眾不願意，你們不知道？”

這一連串的“行話”，使張春橋如墜雲霧之中。他不得不學習京劇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