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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回，可萬萬不能鬧當年亂標古書的笑話！

須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報》上，便登載過這樣的廣告：

“山東王泊山崑劇團來平，李雲鶴演出《玉堂春》。”十七歲的李雲鶴，後來成為藍蘋，後來又成為江青。她自幼在山東省立實驗劇院學平劇、崑劇。只有懂得她的“行話”，才能與她有著共同的語言。一個門外漢，張春橋費煞苦心，突然狂熱地鑽研起京劇來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園路二一八號的紅都劇場，看了上海愛華滬劇團演出的《紅燈記》，感到滿意。她從十二個同類劇本中，選中了愛華滬劇團的本子，決定改編為京劇。本來，這是張春橋很好的為她效勞的機會。

可惜，當時的她對張春橋還是初識，竟把這道地的“上海貨”交給了北京的中國京劇院去改編。張春橋知道了，連連頓足，深為遺憾。

關於這個過程，江青曾這樣講述過：

為《紅燈記》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為了想查明這個故事是虛構還是寫實，曾到處打聽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談談，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實。假如這個劇本竟為叛徒立了傳，那可怎麼辦？單是這件工作，就佔去了我很多時間。其它關於劇本處理方面的，就不說它了。

對這個劇本（愛華滬劇團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歡，又不喜歡。喜歡它，是因為它寫好了幾個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歡它，是因為它還不是從生活出發的，沒有寫清楚當時的典型環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題材的不同劇本之後，感到還是愛華滬劇團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劇本劉人物簡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開。所以，決心把這個戲介紹給中國京劇院……

張春橋剛剛失了一個“球”，緊接著又失了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貨”——滬劇《蘆蕩火種》，卻推薦給北京京劇一團去改編京劇《沙家洪》。不僅如此，為了幫助北京京劇一團排演好《沙家洪》，江青還把演出《蘆蕩火種》的上海人民滬劇團請到北京去！

張春橋連失兩“球”，著急了。他對江青說：“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給上海交任務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劇界組織好。”

終於，江青給張春橋交任務了。江青又來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舉行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用當時的宣傳詞句來形容，這次觀摩演出是“在何慶施同志領導下，在江青同志關懷下”舉行的。

柯慶施在會上慷慨激昂，講話的口氣是非常硬的：“我們的戲劇工作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還很不適應”，“對於反映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和鬥爭，十五年來成績寥寥，不知幹了些什麼事。他們熱衷於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戲劇，熱衷於提倡洋的東西、古的東西，大演‘死人’、‘鬼戲’，所有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們戲劇界、文藝界存在著兩條道路、兩種方向的鬥爭……”

柯慶施如此有恃無恐，敢於斷言戲劇界“十五年來成績寥寥”，是因為十多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何慶施送去的《關於上海舉行故事會活動》的材料上，寫下一段至為重要的批示——也就是後來被人們稱為“兩個批示”中的一個。

這個批示，三年後成為發動“文革”的“理由”之一：

各種藝術形式—一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在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裡，張春橋就跟到哪裡，張春橋把江青請到了上海京劇院，“指導排演”《智取威虎山》。

這麼一來，《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記”印戳，成為上海第一齣由“江青同志親手培育的革命樣板戲”。

張春橋樂了，上海也終於有了“樣板”。

緊接著，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劇《海港的早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江青對張春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