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2/4 頁)

肩負重任、身穿軍裝的張春僑，剛剛踏進上海，頭一樁事情不是找中共上海市委，卻是掛電話給“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歲的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蒯“司令”

那時已經與張春橋有了單線聯絡。張春橋把“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視為他可信賴的耳目。一個神秘的人物接到張春橋的電話，閃身上了張春橋的轎車，直奔安亭。

這個神秘人物，幾乎不為外人所知。在“四人幫”下臺之後，人們追查過，也只知那在子夜與張春橋同車前往安亭的，是“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的一個紅衛兵，不知其姓名。

筆者在採訪一位熟知當時內情的人，才獲知那位神秘人物的來歷：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親，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親，也正因為政治身份可靠，當時在北京某中央首長家當保姆。由於這麼一層特殊關係，包炮的訊息十分靈通。這位中央首長何人？據云，乃康生也。

包炮來到上海，結識了三十一歲的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在籌備成立“工總司”的那些日子裡，王洪文把包炮當成了自己的謀士。“工總司”最初的“籌備委員”三十多人中，只有兩名黨員——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紙廠副工長，比王洪文整整大十歲，早在一九四九年入黨。不過，耿金章只念初小，文化水平遠不如王洪文。正因為這樣，王洪文當上了“工總司”

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向西，向西，轎車朝著安亭急駛。一路上，從包炮的嘴裡，掏得了關於“工總司”和“安亭事件”的最準確的情報。張春橋向來是很重視情報的。兵書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春橋確信這是古人經驗之談。

從大場經真如、南翔、黃渡，轎車在凌晨駛入安亭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

張春橋在細雨中剛剛下車，一個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軍裝、沒有領章帽徽的年輕人，馬上用雨傘遮住飄落在張春橋臉上的冷雨。

“春橋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經包炮這麼一介紹，張春橋向那年輕人伸出了手。

這是張春橋第一次與王洪文握手。於是，因搞“革命樣板戲”而江張攜手，因批《海瑞罷官》而江張姚結誼，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個同夥——雖說四人結幫而左右中國政局是在好幾年之後。

“這是小潘，‘工總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個眉目清秀的二十歲的小夥子，介紹給張春橋。

“哦，我知道，潘國平！”張春橋馬上說出小夥子的大名，使這個上海玻璃機械廠的青工感到分外高興。

談判，就在安亭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裡進行。談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員”張春橋，另一方則是“工總司”正、副司令。潘國平是在得知張春橋要來安亭的訊息之後，從南京趕來的。

張春橋很快就發現，潘國平能言善辯，乍乍呼呼，話雖講了很多，沒有份量。

王洪文到底比潘國平年長十一歲，是個幹部、黨員，講話不多，卻都在點子上。

在潘國平講了一大通之後，王洪文開口了，很簡潔地代表“工總司”，向張春橋提出了五個問題：

第一，上海“工總司”是不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第二，我們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這是什麼性質的行動？

第三，“安亭事件”的責任由誰來負？

第四，能不能答應我們的要求——曹獲秋作公開檢查？

第五，能不能給“工總司”提供工作方便？

張春橋一路上，已經預料到“工總司”會提出這些問題。他早就打好主意：藉助“工總司”的力量，來衝擊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陳丕顯、曹獲秋。一旦把陳、曹拉下馬，那上海便是他張春橋的天下！

正因為這樣，他非常痛快地支援了王洪文：“我認為，‘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北上告狀是革命的行動……”

談判十分順利地進行著。雖然潘國平堅持還要帶領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繼續北上，終究還是被王洪文說服了。

十二日早上八時，一輛大卡車駛往安亭火車站。張春橋站在火車上，冒雨向兩幹多上海工人講話。他的左側站著王洪文，右邊站著潘國平，後面站著包炮。

張春橋重複著那些動聽的話語：“我認為，‘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北上告狀是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