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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檔案，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補發通知，宣佈“中央文革”組成如下：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陶　鑄、康　生

副組長　江　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　謝鏜忠、尹　達、王　力、關　鋒、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佈增加四名組員：郭影秋（代表華北局）、鄧季翹（代表東北局）、楊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劉文珍（代表西南局）。

這樣，“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組成。對於張春橋來說，他從“中央檔案起草小組”組員，進而成為“中央文革”副組長，確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從上海進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雖說副組長有四個，張春橋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得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張春橋這個“副組長”的地位就日顯重要了。特別是隨著“文革”的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鑄、王任重被打倒了，劉志堅、謝鏜忠、尹達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陣營改變了：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康　生

副組長　江　青、張春橋

組員　王　力、關　鋒、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王、關被捕；一九六八年初，戚又入獄。陳伯達則常稱“生病”。於是，“中央文革”幾乎成了江、張、姚的天下。

歷史真會開玩笑，那麼一個“小組”，那麼一個“副小組長”，使“狄克”變成使中國億萬人民蒙受十年苦難的災星。

第五章　策劃“一月革命”

“先斬後奏”於安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嗚嗚呼叫的寒風之中，一架軍用專機從北京直飛上海。

機艙裡坐著張春橋。平生頭一遭，他享受坐專機的待遇。望著腳下茫茫大地，猶如無涯的大海，在翻騰著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會覆舟滅頂於上海……

就在他急急動身之前，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組長，已於這天中午發急電到上海西北遠郊、嘉定縣內一個位於滬寧線上的鐵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裡攔截火車、中斷交通、吵著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即日回上海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時間，安亭的知名度急劇上升。這個小站，一下子聞名全國，外電也紛紛報道：“上海爆發‘安亭事件’。滬寧線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斷……”

事件的導火線，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宣告成立，掛著嶄新的紅袖章、穿著勞動布工作服的工人們，湧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廣場。

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央關於工人要“堅守生產崗位，不要到廠外去串連”、“不要成立跨行業的組織”等檔案精神，對上海“工總司”採取“三不”態度，即“不贊成，不支援，不參加”。為此，在成立大會結束之後，“工總司”舉行規模宏大的遊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樓，要求上海市市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曹獲秋接見，承認“工總司”。

曹獲秋不予接見。於是，“工總司”的“司令”王洪文決定率隊衝向上海北站，聲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狀。”

子夜，北站大亂。“工總司”的“副司令”潘國平砸壞了檢票口的欄杆，衝上月臺，登上一趟北上列車。五時許，潘國平所率領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隨車駛出北站，於中午到達南京。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開往鄭州的602次列車，於七時強令排程室發車。列車在八時十七分開抵安亭，上海鐵路局下令阻留這趟列車。於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滯留在安亭。

王洪文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壓力，決定臥軌攔車。十日中午十二時，當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別快車途經安亭車站時，鐵軌上躺著、坐著許多戴紅袖章的上海工人。

特別快車不得不緊急剎車

十一日夜十時，在冷雨飄灑之中，張春橋的專機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場軍用機場。

這時，滬寧線在被切斷二十小時零二十一分鐘之後，剛剛恢復通車，受阻的大批列車仍未疏散，一長串、一長串停在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