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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行動……”

張春橋講畢，王洪文以“司令”的名義，大聲地號召：“‘工總司’的戰友們，張春橋同志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派來的親人。春橋同志對我們的支援，就是毛主席對我們的支援。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們馬上返回上海……”

張春橋與王洪文第一次進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領一大批“工總司”

工人登上火車，返回上海。下午四時，張春橋也回到了上海。

張春橋一到上海，馬上掛通了北京長途電話，把情況向江青彙報。他深知，江青會在毛澤東面前為他“美言”，而毛澤東的支援是至關重要的……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張貼著漿糊未乾的傳單，標題是《張春橋同志簽名同意五項要求》。我從當年的“一月革命展覽會”所儲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張春橋簽字原件。那是寫在一張筆記本的橫幅紙上，字跡細稚，甚至把曹獲秋寫成“曹狄秋”，可見是出自“工總司”頭頭之手。末尾，有藍黑墨水籤的“張春橋1966·11·13·於上海”。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錄。各種傳單上字句有出入）：

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二、承認“11·9大會”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應派少數代表）。

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

四、曹獲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

五、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張春橋簽發的這“五項要求”的傳單，飛快地傳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當天晚上，剛吃過晚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手裡拿著傳單，踱進了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的家門。

“老陳，你看過了張春橋的傳單了嗎？”魏文伯揚了揚手中的傳單。

“早就看過了！”陳丕顯指了指書桌上放著的傳單，說道，“張春橋算是什麼？

誰給他那麼大的權利，可以簽發這種‘五項要求’？“

魏文伯也是一樣的情緒，說道：“張春橋簽字，將來只能由張春橋自己負責！”

正說著，門外響起了四川口音，戴著金絲眼鏡的上海市市長曹獲秋也來了。

雖說事先並沒有通知，這上海的“三巨頭”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話題自然集中在張春橋身上。

“三巨頭”的意見完全一致：張春橋擅自簽字，是錯誤的！

他們三個越說越生氣，陳丕顯提議：“給北京掛電話！”魏文伯、曹獲秋立即贊同。

陳丕顯打電話給張春橋的頂頭是司——“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正巧，王力在陳伯達身邊。大抵由於陳伯達那福建式的“普通話”叫人很難聽清楚，王力替他接電話，替他向上海轉述意見。

“張春橋在‘五項要求’上簽字，你們知道了嗎？”陳丕顯心中有氣，就往電話裡發洩。陳丕顯向陳伯達提出一系列為什麼：“原先中央說過不承認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為什麼張春橋承認了？臥軌攔車，明明是破壞交通，為什麼張春橋承認這是‘革命行動’？張春橋在簽字之前，為什麼不與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

為什麼他反而說，一切後果要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

陳伯達的答覆，像做大報告似的，從憲法規定工人有結社自由講起，一直講到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他冗長的回話，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張春橋一邊。

陳丕顯掛上電話，太陽穴上的青筋怒張。看得出，他的心中窩著一把火！

“我給陶鑄掛電話！”曾獲秋說道。

電話迅速接通了，耳機裡傳來“中央文革”顧問陶鑄的清楚的話音：“張春橋簽署‘五項要求’，是錯誤的！張春橋是一個沒有群眾運動經驗的人！”

陶鑄的話，使曹獲秋以及坐在旁邊的陳丕顯、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張春橋呢？也在往北京掛電話。他又是向江青彙報……

上海，劍拔弩張，陳、曹、魏與張春橋嚴重對立；北京，兩派的意見也涇渭分明。

張春橋，頓時處於矛盾的焦點。誠如他後來曾對王洪文所說：“處理安亭事件，要麼立一大功，要麼犯一大罪！”

顯然，在針尖對麥芒之間雙方作出裁決，唯有毛澤東。

十六日，毛澤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明確地表了態。毛澤東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