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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劇團演出的《海瑞罷官》之後，就認定這是一株“大毒草”。一個多月以後，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談話時，提出了批判《海瑞罷官》，無奈，部長們充耳不聞，這使她極為生氣。於是，她下決心，自己找“筆桿子”，自己組織批判文章，給中宣部、文化部一點顏色看看。她在組織批判《海瑞罷官》文章時，對中宣部、文化部實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於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援過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當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於與周揚較量，如今當然敢於批吳昭。何況，她有“恩”於“小人物”，更會使“小人物”聽命於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這一回猶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氣，失去了銳氣！”江青碰了釘子，憤懣不平。

她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決心，那就非達到目的不可。她的過去的歷史，已經非常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慶施的支援下，《“有鬼無害”論》一文終於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從此，她寄希望於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慶施、張春橋在上海聚首時，談起了批判《海瑞罷官》。“女客人”把任務交給了柯慶施，柯慶施把任務交給了張春橋，張春橋找來了“筆桿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後，從底樓走上二樓，走進了《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的家。

“王維同志，市委要我寫個東西，要花些時間。報社的工作，我恐怕顧不上了。”

姚文元向王維請假時，沒有說明寫什麼東西。

“你去好了！”王維是個爽快的人。他知道，柯慶施常常給姚文元下達“批判”任務。

從那以後，姚文元很少上樓了。王維難得見到這位鄰居一面。他從不透露最近在寫什麼。

從那以後，原本文章不斷見報的姚文元，忽然變得沉寂起來，難得在報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經異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作出了判斷：“姚文元一定在寫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側擊了一陣子，姚文元連一點口風也不漏。徐景賢越加確信自己的判斷了。

在柯慶施去世之後，以江青為帥、張春橋為軍師、以姚文元為“筆桿子”，實行“三結合”，秘密寫作評《海瑞罷官》。上瞞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瞞上海市委、華東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長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世人方知有這麼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關於此文的寫作經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說得最為詳盡。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氣，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總算為歷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援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援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伯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

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哈，主席心裡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許《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志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裡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講話之中，也有大言不慚、摻假之處，那就是“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她以前兩回的“批判”——批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