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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好久，最後下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要鬥下去，拼下去。……

在譚震林的信中，還有一段直接譴責江青的話：

他們不聽毛澤東的指示，當著毛澤東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毛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兇。

這裡的“武則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諱，“大譚”的信充分顯示了他的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沒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條板凳上！

林彪收到譚震林的信，寫下一段批示：“譚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譚震林的信，被林彪轉送給毛澤東。

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澤東緊急召見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毛澤東請來了周恩來。康生、江青、葉群也在座。

這天夜裡，毛澤東直截了當地當面批評了自己的老戰友李、陳、葉。康生用這樣一句話形容當時的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

毛澤東擁有最高權威。他的這次“震怒”，成為轉折點。

從此，老帥、老將軍、老幹部們的“二月抗爭”，被說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譚震林！”“反擊二月逆流！”“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籮”

大的字，寫在紙上，貼滿了北京城。

二月二十四日，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話裡充滿著得意。下面是當時傳單上所印的張春橋講話記錄稿：

同志們，戰友們，你們好！

剛才姚文元同志說了，我們最近到北京去了。我們是十二號去的，是毛主席要我們去的。（鼓掌，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有一張大字報問張春橋為什麼又到北京了呢？那我現在可以答覆：是毛主席要我們去北京的。（掌聲）

我們到了北京以後，毛主席當天很快就接見了我們。後來，主席又召集了中央會議，討論了上海的工作，還有其他的問題。在我們離開以前，毛主席又接見了我們。剛才姚文無同志說了，我們首先應該向問志們彙報的就是：主席的身體非常非常健康。（群眾呼喊，聽毛主席的話，不折不扣實行毛主度的最新指示！）我們每一次談話的時問都是很長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終都很愉快。每一次談話，他對上海的情況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況只要我們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講一些地方的情況，非常關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在北京一個星期，每天都感覺到這一點。我們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時間裡面一再地接見我們，這不只是對我們兩個人來說感到光榮，我們知道我們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們代表在座的問志們去向毛主席彙報的。（掌聲。眾呼，毛主席最堅決地支援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此時的張春橋，已在扮演“欽差大臣”的角色。他借用毛澤東的崇高威望，抬高了自己，保護了自己。他的頭上，已經戴著金燦燦的光圈，成為上海至高無上的權威。

一九六七年，是張春橋直線上升的一年：

在掀起全國性的“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之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所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之中，倒掉了六人，即陶鑄、鄧小平、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只剩下五人，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賀龍、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陷於癱瘓狀態，“中央文革”取而代之——八屆十一中全會原只是規定，“中央文革”成員列席政治局會議。這時，列席者居然代替了出席者！於是，在中共黨史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怪事，一個在黨章上都查不到的“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了政治局、書記處。作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一下子成為地位顯赫的人物。從那以後，中央文革均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四者並列的形式發出。“中央文革”權重一時。

也就在這一年，“中央文革”中的三員大將也倒了——王力、關鋒、戚本禹。

因為毛澤東批評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紅旗》雜誌社論是大毒草，“揪軍內一小撮”是反動口號。三個秀才成了炮製這一口號的林彪、江青的替罪羊。這下子，“中央文革”只剩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五人。張春橋大權在握了……

炮口再度對準張春橋

物理學上有一條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