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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倫尼，買下了這片荒地，建了一個麵粉廠，沒想到三年之後破產，倫尼就用繩子吊著自己的脖子，綁上巨石，然後還跳海。工廠所有的機器被債權人搬走，原來運貨的小碼頭荒廢，山坡上的廠房逐漸變成猙獰的廢墟，從此以後，魔鬼山本來叫“倫尼麵粉廠”的這片山坡，就被稱為“吊頸嶺”。

港府聰明的公務員，將“吊頸嶺”正式改名為“調景嶺”。

七千個人只是登記領飯票的，其實還有沒登記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時，近兩萬人住在調景嶺營區內，包括八百個孩子。國軍和眷屬大概佔一半以上，湖南和廣東籍的最多，但是也有來自青海、西康、甘肅和熱河省的，東北的傷兵和難民也不少。

這是一個沒水沒電沒路的荒山，一切從頭開始。港府已經在山坡上築構了上千個字形油紙棚，一個棚住四個人；三十個大葵棚，分婦女組、醫務組、平劇社、自治糾察隊等等單位進駐，一個大葵棚容納七十個人。社會局供給難民的配額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魚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鹹魚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電船運送麵包過來，汽笛一響，赤腳的孩子們就飛奔到碼頭上，興奮地喊著“麵包船來了！麵包船來了！”

大人則十人一組，每天兩次，排隊去領飯。飯領回來，坐下來同吃的卻有十四、五個人，那沒有飯票的，也是同鄉同學同是天涯淪落，難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難民營不一樣，調景嶺難民裡頭，真正的臥虎藏龍。隨便看過去，在山路上扛著一袋麵粉正迎面走下來的，可能就是個“營長”。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廣東增城的陳寶善。

寶善十八歲讀高中時，日本人已經快要打到廣州了，不顧父親的反對，毅然決然去報考中央陸軍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幾個同學從廣州沿著溪谷，翻山越嶺，一路徒步，足足走了兩個多月，走到貴州獨山。到了獨山之後，這滿腔報國熱情的青年人才發現，報國的開始就是在荒山裡建營房。上山伐木，從山上把巨大的木頭扛下來，蓋教室、宿舍。沒有米，他們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勞役營一樣的艱苦。一九四二年，堅持下來的寶善成為正式的軍校十七期畢業生。蔣委員長髮給每一個畢業生一把劍，上面寫著“成功成仁”四個字。

陳寶善開始和日軍作戰，在槍林彈雨中實踐他的愛國抱負。抗日戰爭之後，國共內戰爆發，他從山東的戰場打到徐蚌會戰。碾莊被包圍時，天寒地凍，傷兵遍野，他自己也受傷了。

這就是五十五萬國軍被“殲滅”的戰役。陳寶善帶著傷，輾轉到南京，然後是廣州，最後是香港。在調景嶺，那麼多年之後，他還會跟你說：

這幾十年來，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夢也沒想到，我們會落敗到這種程度！我們在徐蚌會戰以前一直都沒打敗仗的……他們的訓練不如我們，補給也不好。我輕視他們，我會以一個營打他們的一個兵團二萬多人……我們仗打得很好，為什麼會跑到香港來呢？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會垮得這麼厲害呢？

一九四九，在華東醫院和調景嶺，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兩次，難民排隊領飯，你可能看見陳寶善在行列裡，他二十九歲，眉宇間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氣，但是神情抑鬱；如果你不細心，你就不會想到，他曾經懷抱著多麼大的熱情，把自己奉獻給他的信念：國家。

23，山岩巖，海深深

調景嶺外頭，香港的街上，每年湧進來二十萬人。難民潮裡，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灣仔上小學，多年以後，像古時候的詞，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詩，在華文世界裡到處被人傳誦。人們問她，你的古典詩的基礎在哪裡形成？她不直接答覆你，只是淡淡地說，她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會了她背誦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會講廣東話，但是六十年以後，她還可以用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白崇禧兵退海南島之前，十二歲的白先勇已經被送到九龍避難，文靜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書院。原本沉浸在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觸英文世界，也開啟了他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離。他看過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過南京首都的上層生活，看過上海的繁華與崩潰，如今看見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見戰爭的荒涼：“家裡住著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顧的親戚和從前的部屬。大樓外面騎樓裡、走廊下，全睡著人，街上也到處是難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臺灣，白先勇成